首先，GNP的概念（或与之相关的国民收入概念）是建立在市场商品交换的墓础上的，意在囊括这些在市场中交换的商品和劳务。进一步说，其必然结果就是GNP的计量单位实为市场反映出来的货币价值。如果一克鸦片与一公斤大米具有同样的市场价值，尽管鸦片可谓有害物质，这两种商品在国民收入核算中照样被视为等值。而福利内涵本质上是具体的，但一旦并入GNP或国民收入加总计算，所有商品和劳务均要求适用同一尺度，即市场价值尺度，所得到的数量表达式就不必然与具体的福利内涵相联系了。

这样说来，立即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谁才是具体商品或劳务福利内涵的评判者？如果有人认为，个人自己做主是世上最重要的价值，那就一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一个人出于自身意愿轻率行事——假使其行为不妨碍其他人——好过他被迫理智行事。这就是推高竞争性市场经济地位使其优于其他任何体制的自由放任主义的观点。然而，即便是这种观点的拥护者也承认，“市场失灵”的现象是存在的。它们至少有两种类型：（A）几乎完全不能通过市场估值的“益处”或者人所渴求的东西——“益处A”确实存在，比如自然风光；（B）即使在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中，往往也会出现所谓的“外部效应”，且兼具正面性和负面性——“益处B”和“害处B”。这类市场失灵事例会在市场以各种方式估值的过程中间接反映出来。但是，就像在牺牲自然风光以扩大发展规模的案例中，GNP标准充分考虑发展的一面却忽视了牺牲环境的负面效应；此外，那些能够抵消“害处B”的活动，如果在推广和营销时，比方说，以反污染措施的形式出现，则被视为GNP的正面效应。

换句话说，撇开GNP概念的短期政策导向不谈，可以断定GNP规模与经济福利程度之间的长期联系是存在的，如果某些假设能够成立，特别是市场失灵可以忽略不计的话。更具体地说，这些假设包括：（1）外部效应，无论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无足轻重；（2）消费者主权的风气盛行；（3）奖励制度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而失灵，均是无关痛痒的。诚然，即使在竞争性资本主义的全盛期，这三条假设也不可能全部成立。就像19世纪后期足尾炼铜公司对农业和林业造成污染性损害一事所表明的，外部负效应往往会十分严重。可以说，消费者主权的原则也不过是一种经济学家自以为合理并引以为豪的解释工具。一百多年前，约翰·拉斯金在向制造商们演讲时总结道：

你们一定要始终谨记，作为制造商，你们的任务是要像为市场供应产品那般积极地塑造市场[……]但无论你们遇到什么情况，至少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你们这一生都将致力于改变公众品味、鼓励公众挥霍。你们每每靠艳俗赢得买家的偏爱，必定是基于他们的虚荣；你们每每靠新奇创造出需求，都是在培养消费者缺乏节制的习性；而当你们退休、转归闲适生活时，作为余生的慰藉，你们也许会想起，正是因着你们过去钻营的广度和深度，你们度过了成功阻碍艺术发展、败坏人类美德、搅乱你们国家习俗的一生。14(www.daowen.com)

拉斯金无疑是个感性的人，但此处亦不乏即便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时代也难以轻易驳倒的洞见，即“制造商创造市场”。至于第三条假设，参考一下歧视性偏袒的例子应该就足够了：这种因财产继承导致的偏袒为那些天选之人提供了赢在起跑线上的机会，使他们无须自身努力，便得以从国家这块大蛋糕中分一杯羹。

然而，尽管存在这些背离之处，我们仍然可以说，在竞争性资本主义的全盛期，GNP体量与经济福利程度密切相关的假定，相对而言并不具有严重误导人的内涵。但在今天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不仅外部负效应产生的可能性因技术进步大幅提升，15连带消费者偏好的标准也在逐渐变化，使得各种难以量化的舒适环境权较以往越来越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