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NP增长等同于经济福利增长的常识就这样形成了，但在日本经济继朝鲜战争爆发后迎来的二十年超高速增长期间，这个所谓的常识开始被严重怀疑。怀疑、犹豫的一些具体表现在本章前几节中已经讨论过。这种对GNP指标福利内涵的反思走到台前，是战后日本发展过程出现转折点的一个重要方面。

首先，我们可以举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在据GNP多少认定的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伴随其固有的动态变化将产生负效应。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这种负效应从来都不是事情发展过程中的有意为之，而是市场机制近乎忠实地对假定“有主权”的消费者的短期刺激做出响应的结果。下面引用的例子出自城市日常生活很普通的一面。两代人以前，东京市民习惯去公共澡堂洗澡，自己家中是不建私人浴室的。所以，公共澡堂曾经是日本最民主的场所，在那里，除非是很有钱的人，每个人都是赤身相见，彼此间打打招呼、发发牢骚，一起分享喜悦和哀伤，待到回家时重又精力充沛、心满意足。然而，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在战后，家家户户接连建起了私人浴室，家中有浴室的人就不再去公共澡堂了。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这些公共澡堂的顾客数量迅速下降，自然上涨澡费以实现收支平衡。澡费上涨引发了两个后果：顾客不愿再光顾公共澡堂，同时，市民期盼能够尽早在家中建浴室。所以，尽管上调了澡费，东京部分公共澡堂还是难以为继而被迫关张。1970年，东京尚有2000多家公共澡堂（分布在23个街区）为所在街区近三分之二的人口服务。但公共澡堂的数量还在继续减少，每年大概有20到30家破产。仍对公共澡堂存在刚需的市民墓本上都是穷人，他们不是负担不起建私人浴室的费用，就是家中没地可建。一旦附近的公共澡堂关门，他们会怎么办呢？只能是干脆不洗澡（这是日本人难以忍受的），或者改去仍然存续的离得最近的澡堂，但要走上比以前多一倍的路程。不管怎么说，穷人的的确确成了被歧视的对象，但没人能指责那些公共澡堂的老板，他们不过是服从市场的指令罢了。富裕给富人带来了舒适而将困难留给了穷人。

私家车闯入城市和郊区的过程有点儿类似。四十年前^[5]，私家车在日本极为罕见，几乎人人都搭乘这样那样的公共交通工具上下班。但伴随生活的富足，日本很快迎来了汽车时代。设想四十年前，有一条从郊区中心去往城市商业区的、顺畅的公交线路。首先，有位A先生，我们假设他成功提高了收入，于是决定买一辆汽车上下班。仅增加一辆汽车对道路造成的拥堵影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所以A先生可以轻松超越其同事赖以通勤的公共汽车。同事们都羡慕A先生，不久，他们中的B先生也买了一辆汽车，脱离了乘坐公共汽车的队伍。随着富裕人群的扩大，C先生、D先生等将如法炮制。道路跟着拥挤起来，公共汽车在失去速度的同时，还会失去原有的乘客。现在，公交公司被迫提高收费，又进一步加快了原有乘客转投私家车主行列的进程。对汽车的需求越大，汽车的价格就越便宜，大众购买汽车也变得更容易。等到三分之二的通勤乘客放弃公交出行方式时，公交公司很可能被迫中止特定路线的营运。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剩下的三分之一通勤乘客就会突然被剥夺乘坐这种习惯性交通工具的权利，继而苦恼地意识到，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私家车已势在必行。到这个时候，道路也已变得拥挤不堪，每个人又会觉得原先那种公交车顺畅行驶的状况实在好太多。但必须记住的是，上述过程中的每一步，市场都在忠实听从消费者的指令，市场机制本身是不能逆转这一过程的。有句话说得好：“历史的一个永恒真理是随着社会变得富裕，他们再也承受不起那些贫穷时触手可及的快乐。”13(www.daowen.com)

还有更多例子可以证明伴随日本GNP数值高速增长产生的负效应，尤其是上一节讨论的事例——环境破坏的社会后果使得社会最薄弱的环节受害也最大。然而，由于GNP概念本身固有的局限性，关于不可依赖GNP来衡量福利水平的思考还可以进一步扩展到这一指标与我们社会方方面面的联系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