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把战前两大铜冶炼中心——美国达克敦和日本足尾的历史进行比较是很有启发意义的。达克敦的故事常常与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的综合开发举措联系在一起，讲述原本坐落于阿巴拉契亚山脉西麓、环绕着浓密阔叶树林的一座美丽村庄，如何在一战爆发之际转变成一个兴旺发达的铜矿冶炼中心，后来又如何变成了周围林地萧疏、河水污浊、鱼类不再栖息、昔日葱郁牧场寸草难生且侵蚀严重的荒凉之地。然而，足尾的故事9要比达克敦的故事发生得更早，并与后者多少有些相似，在日本也是常常作为“公害”典型案例被引用。这两起案例的主要差别是，达克敦说到底位于人烟稀少的地区，足尾却是挨着一条河^[3]，这条河有长达50公里的河段直接影响着多达20万公顷人口稠密的耕地。抵制足尾炼铜业的抗议运动刚开始极为克制，自然不会让一个处于上升期的资本主义公司慌了手脚。这家公司甚至摆出了否认其经营行为与沿河农民不幸遭遇之间存在任何偶然联系的高姿态。值得注意的是，时任政府的不干预态度其实就等于偏袒炼铜公司。然而，抗议运动仍时断时续地进行着，并在当地出身的国会议员田中正造将其作为个人事业并成为领导者之后壮大了声势。田中积极奔走，一会儿将此事捅上国会，令国会侧目，一会儿与当地农民日夜待在一起以巩固抗议组织，一会儿又直接向天皇请愿（1901年），为争取公司在某些方面予以让步及迫使政府设立专门委员会调查此事做出了贡献。然而，公司的让步不过是：（1）支付一笔赔偿金，但更多是为了贿赂村中长老们，而不是按比例赔偿村民遭受的损失；（2）宣布将从德国进口并安装“一套过滤设备”。事后证明所谓的过滤设备是用来回收可重复利用的废料的，并不具备参加抗议的农民在公司引导下期待的那种降低危害效果。抗议运动转而进入比之前更具暴力性的阶段，很容易让人想起过去的佃农暴动。当时表现最为激进的是谷中村的农民，政府遂指定谷中地区为防范利根川洪患的预留地，从而给抗议运动造成了致命一击。农民们被迫放弃在当地耕种，只得揣着少得可怜的补偿金流落他乡。田中则一如既往地竭力反对这一举措，却终不能改变内务省的政策。随着此次斗争的失败，足尾的抗议运动也旋即走到了尽头。10(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