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大幕的拉起，标志着日本经济的另一个拐点，自此，工业社会的环境破坏问题越来越被认识和重视。1970年更是被日本人贴切地称为“公害元年”5或者开启环境挑战时代的一年。

日本可能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倾向于将耳熟能详的“GNP”理解为代表国民总污染（Gross National Pollution）的缩写。前文言及，此前二十年的超高增长率，无疑是以各种无处可买的舒适环境为代价换来的，而且也是导致公众蒙受非货币损失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市场导向型经济中采取的防治污染措施，正好有助于产生新的有效需求来促进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这就很像那个广为流传的趣闻：社区为了给杀虫剂和蚊帐创造市场，故意“引进”蚊子，最终成功解决了失业问题。另外要指出的是，尽管其他国家频频提及环境问题是“仅在收入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之后才允许拥有的奢侈品”，6但在日本，环境破坏问题的总体特征是选择性恶果只可能由相关地区的较贫困人口承受。

如果考虑到日本单位可居住土地上的工业集中度最高——这也许是日本最显独特之处——这一点就毫不奇怪。比如，20世纪70年代早期，日本每1000平方公里可居住土地的石油消耗量是8770万桶，相比之下，西德是4990万桶，英国是3150万桶。同样地，日本每1000平方公里可居住土地的用电量为2680亿千瓦时，而西德和英国分别为1330亿和1090亿千瓦时。这就是上一章讨论的“日本公司”如火如荼的填海造地运动的背景。然而，这场运动对环境的破坏极大，濑户内海的现状就是最典型的例证。作为指定的国立公园之一，濑户内海在《濑户内海环境保全特别措置法》（1973年）中被形容为“不仅是日本乃至全世界无与伦比的自然风景胜地，而且也是日本弥足珍贵的渔业资源宝库”。但是，工业用途的填海造地持续了十来年之后，如今在这片沿着濑户内海海岸线新拓、为日本三大岛屿^[2]所围绕并经由三处海峡与太平洋和中国东海相通的2.2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竟集中着全日本53%的钢铁产能、40%的石油提炼业、35%的石油化工业、63%的炼铜业和76%的炼铅业。该地区各行各业的产能加在一起，甚至比英国同行业产能的总和还要大，而且，现如今有500多公里的海岸线已经被人为加筑了水泥墙。从环境角度看，日本过去引以为豪的自然风光已经成了头号难题，尽管采取了大量应对措施，状况仍在继续恶化。例如，当地典型采样点水质的平均透明度从1953年的9.3米下降到了1972年的6.3米，同期的氨和磷酸浓度则分别从1.5ppm和0.33ppm上升到了3.6ppm和0.54ppm。据报道，赤潮或海洋植物群的异常增殖在1974年发生了298次，而1970年为79次，1950年更是只有4次。

濑户内海地区的经历可以算是罔顾环境价值而片面追求高增长率模式的典型案例，突出表现为：

（1）重工业和化学工业极其迅猛的相对扩张（如第三章所述），而这些工业部门总体上比其他部门更具污染性。

（2）远超人口变化速度的城市化进程。7(www.daowen.com)

（3）大众消费市场的爆炸式增长，尤其是在私人汽车方面。8

凡此种种均使得补偿性社会间接资本的投入不幸滞后，而它们也是高增长时期环境破坏的显著特征。

那么，日本与高增长阶段相关的环境恶化具体又达到了什么程度呢？

一般说来，可以在三个方面规定这种恶化的量化标准：（1）污染物在源头的排放；（2）客观可测的污染现象；（3）人类和其他有价值的客体受到的损害。这三个方面之间涉及相关地区各种具体特征，所以，根据单一“污染”标准进行国际比较，甚至仅仅针对同一地区进行跨期比较，往往极具误导性。而且，我们还需要记住十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环境破坏的量变往往会引起质变，尤其是在我们自上而下地审视上面三项标准时。换言之，在进行任何国际比较时，必须始终将污染的物理绝对值和诸如环境吸收能力、地理结构、人口密度、相关地区政府机构所采取反污染措施等因素联系起来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