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判断利率水平高低必须参照资本预期回报考虑一样，同样也存在利率定多高才能确保足够多的资金流入金融机构的问题。储蓄供给相对利率的弹性据说很小，可当我们想到有一笔极其庞大的流动资金通过各种银行机构从家庭部门流入企业部门时，却不禁会好奇这是怎么办到的。表4.2以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一个典型年份为例，对日本和美国有代表性的大银行进行了贷款利息收益率和成本比率的比较。可以看出，日本和美国的主要差别表现在存款上，主要原因则是，活期存款在美国约占银行存款总额的三分之二，在日本却仅占各银行负债的10%。这种情况当然使得日本各银行能够持有期限较长的资产。但同时，其利润空间也缩小了，在营运资产总额中仅占0.48%，相比之下，美国银行却要占到1.63%。但这并不能说日本各银行作为工商企业经营不善，真相是，它们的经营规模在高增长时期急剧扩大，实际上超过了按当时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19增长的速度，使它们即使在利润率不高的情况下也能生意兴隆。随着银行机构的相对扩张，个人的利息收入开始以相同速度在已分配国民收入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尽管凯恩斯预言过食利阶层的安乐死。表4.3列出了相比其他收入类别，利息收入在已分配国民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可以看出，第一产业的业主收入在1951—1974年期间的相对比重急剧下降，个人利息收入在已分配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却是明显提高，从1951年的1.4%一直上升到1974年的7.8%，与此形成对比的则是个人股息收入大致稳定在一个低水平上。

表4.2　日、美两国银行成本和利润比较　（单位：%）

资料来源：大藏省银行局金融制度调查室，这些比值系1966年下半年的情况。

表4.3　各类收入在已分配国民收入中相对份额（若干年份）　（单位：%）(www.daowen.com)

续表

资料来源：经济企划厅，《1976年国民收入统计年报》第60—65页。年份系财政年度，即每年4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

总之，必须再次强调，所谓“低利率政策”，本质上是一种在固定利率结构的制度背景下，利用公众将大部分收入以银行存款和邮政储蓄的形式积攒下来的倾向，对企业实行投资资金配给的政策。在分析日本战后的投资热潮时，人们很难低估各种金融机构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这一点上必须指出，日本银行作为一家有权力也有能力管理各类银行机构的中央银行，其相对政府墓本政策的独立程度，在任何时候都要远低于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为代表的他国中央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