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指导当然并不仅仅局限于投资协调。例如，在物价统制问题上，尽管已经制定了旨在为物价统制提供明确法律依据的特别立法（《国民生活安定紧急措置法》）并于1973年12月经国会通过，这项法律却被喻为“不出鞘的刀”，人尽皆知它削铁如泥，单单它的存在便可使政府的行政指导“更加锋利”。事实上，随后的物价冻结措施，虽涵盖石油制品价格和其他墓本商品中五六十种商品的批发价格、148种商品的零售价格，所援引的具体法律依据也仅限于对丙烷、煤油和卫生纸的物价统制。所有其他商品的价格都是只通过行政指导管制起来的。

可以这么说，日本银行在处理中央银行信贷时的窗口指导，也是日本广泛实施行政指导的表现之一。(www.daowen.com)

实际上，日本战后产业政策史上发生过大量巧妙行使行政权使特定产业渡过难关的事例。其中一个例子是在1953—1954年经济衰退后的一段时期里对造船业采取隐形补贴措施。出口市场当时被认为是唯一出路，但在成本和价格上又不具有明显优势，直接发放补贴则太过露骨，遂诉诸将食糖进口许可分配给造船出口商的行政措施。由于当时可以动用的外汇很是稀缺，食糖进口必须严格限制，因此国内市场上的食糖价格高得出奇。那时在通产省官员心目中的方程式变量是：（1）使日本船只具有国际竞争力所需的补贴幅度；（2）国内市场可以承受的食糖零售价格；（3）食糖进口商可以赚取的差价。下一步就是估算（1）项的总额，用它除以（3）项，求得“必需的”食糖进口数值，再将这一数值对应的进口许可分配给船只出口商。由此，出口船只的价格可以降低20%～30%；在1954—1955年仅一年出头的时间里，通过此举实行的“隐藏”补贴据说多达100亿日元。这一数字应该与大致同一时期日本贸易振兴会5亿日元的年预算对比着看。8尽管国内、国外对日本出于诸多目的广泛实施行政指导的批评都越来越多，至少通产省还是在“继续力挺这种方法，视其为避免官僚作风、烦琐法律程序和政企对立的手段”。9完全可以说，正是日本社会气氛中厌恶公开法律程序的传统，助长了这种通过日本独有的非正式、准自愿的强烈呼吁和指责来解决问题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