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本节提出过一个问题，即在大致处于1952—1973年间的高增长时期，有效需求从何而来，然后我们也花了些工夫，详细描绘了出口扩张中取得的各项惊人成就。这不禁让人想起尼古拉斯·卡尔多在1971年写过的一段话，17其观点的大意是，就英国的政策需求而言，一国可以通过出口补贴、汇率低估或者双管齐下的方法来刺激出口，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率。上述分析表明，日本确曾“享有”一段汇率低估期，而且还可以补充一点，有一些出口产业采取双重价格制，与出口补贴无异，不过我们在这里不对此展开讨论。18通过这些偶然因素和人为设计，日本的出口显然得到了鼓励和支持。然而，问题是日本在讨论涉及的那些年里的经济增长率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由于出口的拉动而得到了提高和保持。

人们普遍认为，从单纯的叙述角度看，日本在其高增长时期的经济增长是出口主导型的。这一点可以从如下事实中得到证明：（1）出口增长一直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2）商品和劳务的实际出口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955年的7.6%稳步提升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的14%甚至更多；（3）特别是制造业部门，在本章讨论的二十年里，出口占国内产值的份额墓本保持着上升趋势。但出口主导型作为一种分析概念，又另当别论。例如，理查德·凯夫斯主张，要将经济增长定性为出口主导型，就必须证明有一种外部动因导致了地租和实际收入提高的结果，而这种结果与那种通过加大人力或实物资本投资、提高国内生产率所带来的类似结果是截然不同的。19按照凯夫斯的说法，区分外部动因和国内动因的一个简单测试，是看价格和出口量的变化呈正相关或负相关。如果呈正相关，就是外部动因引起的；如果呈负相关，则源于国内供给的变化。

在关口末夫的帮助下，劳伦斯·克劳斯曾将凯夫斯这套测试标准应用于日本的情况，然后发现：“日本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的增长显然都不是出口主导型，因为出口价格指数（以1970年为100）在1961年是92.0，这一数值实际上一直保持到了1968年，而这一年的价格指数为92.9，但出口量则实现了232%的大幅增长。”20不过，克劳斯也承认：“尽管从分析角度看，日本的经济增长总体上不属于出口主导型，但这并不意味着出口对增长不重要。”他接着指出，出口增长的一个效果是，“能够实现更大规模经济效益的产业也能实现更快的发展，但这些产业的国内销售在其总产值占有绝对优势，所以，刺激增长的因素主要源自国内”。21(www.daowen.com)

凯夫斯声称，如果动因主要来自外部需求，价格和出口量的变化应该呈正相关，这种说法在理论上可能没什么问题，但他默认的理论模式究其实质是静态的。即使抽象地看，一个特定产业也完全有可能通过采用双重价格制成功转型为出口产业，继而成功扩大生产规模以充分利用规模经济，最终使得价格和出口量变化呈负相关。在日本高增长的二十年中，有一些产业为出口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这些产业进行的任何详细分析都将证明，实际上正因为成功拉动了出口发展，通过加大人力和实物资本投资来提高生产率才有了可能，并且正如竹元正弘^[4]所主张的，22出口不可能与经济增长的国内因素如厂房和设备开支等截然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