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解释的第一步，可以对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构成要素做统计分析。我们可以用公式阐明经济增长机制中各项交叉反复的关系，并设法弄清在促成日本战后高增长率方面尤为重要的一项或几项。

按照定义，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G）可以表达成劳动力变动率（或总工时）（x）与劳动生产率（或每工时生产率）变动率（y）之和，或者也可以表达成总储蓄率（α）与边际资本系数（β）之比，所以有：3

G＝x＋y＝α/β

观察G＝x＋y的关系式，我们首先可以指出，日本在战后初期曾受益于异常有弹性的劳动力供给条件，这一点我们在第一章中也提到过。战败后的前几年，日本有报酬的雇佣劳动力总量也只是3000万多一点，但非军工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却一下子增加了1000多万，包括：

这些人大多是身强力壮兼具一技之长的男子。当他们重返日本的平民生活时，短时间内无法找到工作，许多人于是回到了自己祖居的农村地区，从而产生了大批潜在失业者。这就好比一个貌似几年都不会枯竭的劳动力蓄水池，由此导致的供大于求削弱了劳动者的谈判地位，使得战后刚开始那几年的工资率要低于生产率提高可给予的水平。这种状况致使劳动力供给曲线近乎乖谬地富有弹性，随之而来的是劳动参与率的提高，特别是在女性和老年人群中的提高。例如，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的劳动力增长率保持在每年3.5%的水平——一个异乎寻常的高比率。可以说，在增长方程式中，x项要实现高数值，并不需要通过额外提高工资率来吸引人们进入劳动力市场。

至于y项，即劳动生产率变动率，当时有个最重要的因素是所谓“追赶”过程。在日本发动战争而遭到孤立期间，人所共知的“科学工业革命”4正在兴起，尤以美国为主导。这场与军事对抗密切相关的产业革命，囊括了电子、航空、自动化方面的创新，原子能的使用，以及新合成材料的迅速发展。因此，尽管战争结束时，日本在工业领域应用最新技术方面被美国这样的国家远远甩在后面，它依然能够通过引进业已形成的新发明和专业技术，在极短时间内就追赶上其他发达国家。等到20世纪40年代结束时，日本在劳动力总体熟练程度和企业家经营能力方面均已处于领先地位，足以游刃有余地吸收技术进步的成果，甚至对新技术加以改进——电子和照相机行业就有实例。表3.1对日本与其他发达国家进行了比较，其中的五年期平均值表明，日本，尤其是其制造行业，一直保持着格外高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累积效应的比较则更加引人瞩目。设若1950年的水平等于100，日本1973年的指数则高达1412，相比之下，美、英、德三国分别为210、210和411，即日本的增长速度比美国或英国要快七倍左右。(www.daowen.com)

表3.1　各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比较　（单位：%）

注：*1970—1974年的平均值。
资料来源：日本银行编制，《经济和金融比较统计：日本和其他主要国家》（Nihon Keizai wo Chūshin tosuru Kokusai Hikaku Tōkei）。

如果换成增长率的另一个公式，即G＝α/β（增长率系储蓄率与资本系数的比值），我们则可以说，因为资本系数已知在发达国家之间不会相差那么大，所以除非储蓄率高，增长率是不可能保持异常高的水平的。再者，从表3.2来看，国家间的比较确实表明，在该表所列年份，日本的国内储蓄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明显高于其他工业国。当然，问题在于日本是怎么创下如此之高的储蓄率纪录的，而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其有趣又极其复杂的问题，必须进行十分详细的分析，怎奈本书篇幅所限，只能作罢。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日本的家庭部门历来具有比其他国家更高的储蓄倾向，该部门的储蓄又通过包括邮局在内的各种银行机构被工业部门所吸收。这一事实必须加以解释，才能同时回答这种特点有没有可能继续保持的问题。下面是过去提出的一些解释：（1）6月和12月各发放一笔“奖金”——相当于三个月工资或更多——的普遍做法，尤其是在战后，必然导致消费滞后，从而产生高储蓄倾向；（2）社会保险制度，尤其是老年人社保制度的不完善，必然导致出于预防动机的个人储蓄率比其他大多数发达国家都要高；（3）一种至今仍存在于日本的颇为严格的年资制度，使得较为年长的雇员储蓄倾向也较高，而消费需求其实要小于那些仍有子女在上学和那些打算结婚的雇员；（4）相比其他一些国家，日本家庭部门的个体业主数量要大得多，除了以家庭名义，他们还会以经营性企业的身份进行储蓄。

表3.2　各国国内储蓄总额与国民生产总值比率的比较　（单位：%）

资料来源：《1975年日本经济白皮书》（日文版），第119页。日本的数字系按财政年统计，即每个年度自4月1日起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