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经验表明，生活水平要按每年百分之一以上的幅度连续提升基本是不现实的。即便发明界的高产允许更高的提升，我们也无法轻易适应比现有水平更快的变化速度。在过去的几百年间，这个国家也许有过十年或二十年，其生活水平的提升超过每年百分之一。但总体而言，年均持续增长速度似乎都小于百分之一。

J.M.凯恩斯1

凯恩斯是在20世纪30年代那十年惨淡的中期说这番话的，所以，彼时他的心态很可能受到了当时的悲观主义影响。但历史也表明，英国在其1860—1913年长达半个世纪的辉煌期里，也才将其人均实际收入的年均增长率提高到0.9%而已。因此，当时很少有经济学家质疑凯恩斯上述观点的正确性，这种观点后来更成为经济学研究者的一种常识。

故而，当报告指出，西德^[1]在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创下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9.3%的纪录时，时事评论员们几乎都不假思索地用“奇迹”来形容这一成就。之后，西德经济继续保持增长，尽管速度逐渐放缓——1955—1960年的五年年均增长率为6.6%，1960—1965年为5.0%，1965—1970年为4.7%，1970—1974年为3.0%，仍远远超出由凯恩斯提出并被作为“常识”的增长速度。继西德之后不久，当日本陆续交出第一个五年期1954—1958年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7.0%、1959—1963年10.8%、1964—1968年10.9%及1969—1973年9.6%的成绩单——持续增长的趋势直到1973年才因首次石油冲击而中止——经济学界的惊讶程度自是有增无减。日本的情况比之西德更配得上“奇迹”二字。由于经济现象是所有人类和社会现象中最不可能归结到奇迹上面的，那就必须对此做出解释。(www.daowen.com)

肯尼思·博尔丁提出了“激发创造力的失败”这一假说，宣称：“失败的应激反应往往富有创造性；日本就是对战败做出妙不可言的创造性反应的典范。”2还记得熊彼特过去常将日本1924—1925年的经济繁荣归功于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让听他“商业周期”课的学生困惑不已。而上次战败对日本经济的破坏程度之大当然要远超这次地震，几乎方方面面都需要从头翻修。不过，只要民众士气不倒，重建工作不仅会转化为强效激励因素，而且必定会促进革新措施在生产活动中的应用。如果熊彼特当时还健在，他可能也会预言日本战败后的持续高增长。但博尔丁主张的“创造力”要素真的存在吗？也许，这更多是一种形象的修辞手法。

一方面，对日本的发展成就可以做出一种先验解释，这种解释假定一国天然具备保持在某种长期趋势轨道上运行的能力，并在此墓础上认为日本只是因为战争伴生的浪费和孤立而脱轨了一阵，之后又开始逐渐回到内在趋势的轨道。如果我们可以假定日本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长期增长率墓本接近其自明治初期，也就是19世纪70年代以来整个发展过程中所能达到的水平，即3.5%—4%的年增长率，那么直到1970年左右，这种解释似乎还是有道理的。比如，把1934—1936年的平均指数设定为100，并以此为起点，按4%的年增长率画一条趋势线，照此假设，1960年和1965年的推定指数将分别达到267和324，而这两年的实际指数分别为162和248。但到了1970年，推定指数是395，实际指数却是略高的407，这就意味着1970年之前的增长率墓本还是落在假定的长期趋势线范围内。然而，如果我们再往后继续观察几年，到1973年，就会发现差距扩大到了趋势线的444对实际结果的499。显然，我们需要有比这种趋势线假定更可靠的解释。当然，不管怎么说，这里假定年增长率为4%，同时暗指人均收入增长率在3%左右，对照前面所引凯恩斯的名言，可能已经偏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