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后不断发展的国际形势下，盟国之间就对日和约达成一致的问题变得极为复杂。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对日作战的盟国不仅有美国，还有英联邦国家、苏联和中国，而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也与日俱增。一系列令人惊愕的国际事件加剧了冷战思维，在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看来，它们似乎证明了“围堵政策”和所谓“多米诺理论”的合理性。这种形势进一步坚定了美国政府的决心，要按照美国陆军部长罗亚尔先前的提议，表面上将日本打造成“亚洲工厂”，实则让其发挥堡垒作用以抵御共产主义。由此产生的必然结果是，美国政府决定力推尽早缔结宽容的和平条约的主张，如有必要，也可以是一项单独对日和约，但必须加上一条重要规定，即保障日本的防卫安全。

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其实是赞成尽快签订和约的，“部分是因为延长占领期可能会显得美国对日本人有帝国主义倾向，更因为和约的签订会产生刺激经济发展的效果”。42他对安全问题并不是特别在意，声称日本首先想要的是中立，应当成为“太平洋地区的瑞士”。然而，美国战争部和海军部的意见却与麦克阿瑟截然相反，他们不仅反对尽快缔约，甚至提议重建日本军队，只要这支军队可以在苏联入侵时发挥防御作用。美国国务院在政策研究室主任乔治·凯南的影响下也对加快签订对日和约的用意表示怀疑。鉴于日本社会、政治、经济形势仍不稳定的大环境，他们担心和约签订后可能会形成严重对立的两股政治力量，一边是民族主义，一边是共产主义，令社会分裂。而且，与英联邦国家达成协议并不容易，尽管它们在冷战对抗中站在美国一边。我对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孟席斯爵士的一段话记忆犹新，虽然这段话发生的时间要稍晚一些，其大意是：“如果被告知，为惩罚日本人，澳大利亚军队将来得保卫日本，而日本人自己则眉开眼笑、点头哈腰地为其生产和贸易活动奔走，大多数澳大利亚人都会感到震惊。”43(www.daowen.com)

现在能接触到的各种文件均显示，美国政府内部和盟国之间经历了激烈的争论和谈判，方于1949年10月13日在充分理解冷战、遏制政策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948年11月的一项初步重大决定的前提下，最终写就一份成熟的对日和约草案。草案内容是否曾向日本政府秘密转达，我们无从知晓。但1949年11月，日本首相吉田茂首次向国会表示，日本将接受一份和平条约，及至1950年1月24日，他又在国会发表了一次演讲，主旨是宪法中的反战条款并不意味着日本放弃了自卫权。而到了1950年5月，吉田茂则表示愿意同西方国家签订单独和约，排斥苏联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