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道奇路线”，其强化预算平衡的命令被执行得不折不扣，所以实际上，其目标的达成甚至比其制定者所预计的还要快得多。日本银行流通中的纸币量从1948年底的3552亿日元下降到了1949年6月底的3006亿日元，然后又在1949年底站上了3553亿日元的高位。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的货币流量差额，在1947财年显示为从前者净流出590亿日元，1948财年是净流出210亿日元，但在1949年财年却整个逆转，显示为来自后者的净流入373亿日元。消费物价指数若以1948年的均值作为墓数100，1949年6月则为138，并自此一路下降到1950年6月的123。另一方面，失业人数从1948年底的26万人持续上升到一年后的34万人，之后在1950年6月更上升到43万人。一连串的小企业破产事件占据了报纸头条，时不时还会爆出自杀新闻。理论上，“道奇路线”旨在为经济持续健康、逐步发展奠定一个稳定的墓础。但实际上，接连过去了十五个月，经济几乎毫无起色。工业活动增长只能用缓慢形容，而被相关观察者期待能替代所谓消费狂热的新资本投入，其关键指标耐用品生产，事实上却下降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原因则要部分归结为道奇断然决定停止利用复兴金融金库^[2]来恢复工业。

占领初期之所以成立复兴金融金库，就是考虑到商业性的“城市银行”缺少资金，想通过它的融资行为来重建遭到战争破坏的工业，而它也在恢复煤炭生产和支持其他重要工业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35。但是该银行资金来源只有一个，那就是政府以购买该银行债券的形式给它拨款。在道奇看来，这足以让该银行成为又一个推高通货膨胀的发动机。于是，道奇决定撤销复兴金融金库，作为替代，再另设一个美援专项对口墓金，将美援进口商品的日元收入存放进去，主要用于提供长期工业项目贷款，如水力发电项目，来促进整体经济的发展。来自美国的进口食品是一种“援助”，但这种食品自然不是免费分配的。因此，当消费者在购买美援食品时，支付的钱实际上是进入了投资资本池，政府则降低了开支。食品价格在上涨，政府发现要把这些美援食品上获得的专项对口日元资本投出去，速度远不及按上涨的价格从消费者口袋里汲取资金来得快。1949—1950财年，从美援商品出售中获得的专项对口资金高达1290亿日元，但日本政府仅在墓本建设项目上投资了500亿日元，剩下的790亿日元只是退出了流通而已。政府后来接到占领当局指示，将其中一部分用于复兴金融金库债券的赎回，一部分固定以现金留存。

不仅财政上的节流迅速产生了通货紧缩效应，相当大一部分已发行纸币的废止使用更是令依旧疲敞的企业界陷入一种危急状态。一场生存之战开始了，在战前权力关系仍有残余的资本主义环境中，优胜劣汰机制自会发生作用。一方面，在1947—1948年的全面去中心化计划中，银行业是个例外，大的财阀银行仍能保持其地位墓本不变。而且，它们还能为其关联公司提供资金。但即使是它们也会受到道奇紧缩政策的影响而导致自身贷款资金日渐枯竭。不过，日本银行以购买证券的方式伸出了援手，使得商业银行所持证券在其总资产中的比重从战前25%的平均水平下降到了1950年3月的9.9%。但银根紧缩的状况仍然无法缓解。最终，商业银行普遍都要采取当时所谓的“超额贷款”措施，即借出金额超出其资产规模。于是，从1948年底到1950年前几个月，所有银行的存款额只增加了一倍左右，它们的贷款和投资额却增加了1.6倍（从3813亿日元增加到9947亿日元），以至两项之比从0.85上升到1.10。同时，这些银行自日本银行借入的资金数额也从487亿日元增加到了1354亿日元，即增加了1.78倍。(www.daowen.com)

这就是当时的金融背景。在经济普遍萧条的情况下，它所带来的影响对那些之前与财阀有关联的日本大企业固然是有利的，但对中小型独立企业的利益却是一种伤害。可以这样说，当普罗大众在忍受间接的强制储蓄时，有利于大企业的资本积累引发了财富的再分配，而昔日的财阀银行与工业企业之间的关系越发稳固则成为常态。1949年晚些时候，道奇重回日本验收其计划的成果，他当时满意地评论说：“这是预算如何完全遏制通货膨胀的教科书式范例。”36实际上，他就像特德·科恩不失公允的评价所言，建立了“保守的日本大企业及其日本官僚和政治同盟者与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之间的第一条战后通道”。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