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需要简单解释一下当时日本汇率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随着1947年底左右美国对日政策转向加快经济恢复，日本对外贸易的正常化就被置于占领政策的紧急议程上，为此，确定一个单一汇率变得十分必要。例如，1947年的贸易情况极不正常。当年日本出口额为1.7亿美元，进口额为5.1亿美元，贸易逆差高达3.4亿美元。然而，为了能够销往海外，出口商品的价格必须以美元为单位，定在可以确保这些商品在国外市场卖得出去的水平，这就意味着，每种商品的实际美元价格对这种商品的具体日元/美元汇率有决定性影响。例如，战后初期，日本出口一台缝纫机，在国外售价40美元，而在日本的生产成本为24000日元，这意味着这笔交易的汇率是600日元/美元。1948年不同出口品的汇率在180日元/美元至800日元/美元之间。人造纤维纱贸易的汇率为180日元/美元，自行车则是540日元/美元。另一方面，进口商品在日本是按国内官方价格或管制价格出售的。由此，国外值1美元的产品在日本往往以100日元出售。在这种情况下，出售进口商品的日元收入一般会映射出“日元贵”的汇率，而对日本出口商的日元支付则会映射出“日元便宜”的汇率，结果，即使是像1947年那样进口贸易的美元价值三倍于出口贸易美元价值的年份，日本的外贸特别账户仍是赤字。24

这种贸易“温室”性质的隐形补贴，必须通过打开窗子换外界空气进来的办法予以纠正，从而确保市场规律能够发挥提高经济效率的作用。确定单一汇率就是一种解决方案。但困难就在于当时进口的商品主要是墓本食物和原材料，换言之，就是需要保持低价的一类商品，而出口数量较多的商品则是生丝和船只，一旦汇率高于400日元/美元，这两种商品在国外的定价就会过高。尽管如此，“温室窗户”迟早都得打开；问题是要一步步来，还是一步到位，如果是后者，就要考虑选择什么时间，以及更重要的，具体选择哪种汇率。

至于日本政府这边，正好我曾负责起草一份建议书，后来于1947年12月15日提交给了盟军总司令部经济科学局，那里面提出了如下步骤：

（1）通过使用（日本）官方价格指数，并进行一定的实际调整，尽快计算出一个普遍适用的单一汇率。

（2）但考虑到各种相关经济问题和趋势，何时公开计算出的汇率以付诸实施将另行决定。

（3）汇率一旦确定，应尽可能长久地维持下去。然而，如果后续要求修正，则应按照不受政治控制的明确公式进行。(www.daowen.com)

（4）为不断贴近“均衡”汇率，建议制定一个允许实际情形与无补贴贸易差额均衡存在一定偏离的“平衡公式”。

1948年，美日双方官员之间断断续续地进行秘密讨论。一开始是寻找一个试水性质的通用汇率数字，再来是讨论单独设一个“金融汇率”的可取性，这也是美国企业界嚷嚷着要最先定下来的一个问题。本来在1948年年底，日方在就汇率问题制定一项明确计划方面进展得很顺利，可当约瑟夫·道奇在1949年春季登场后，就像前面说的那样，他对卷入这种错综复杂的汇率问题显然提不起多少兴趣，后来更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宣布了他不可改变的决定。

在战后日本的环境中，如果要确定一个单一汇率，那就会产生一个重要的墓本问题，即是否宁愿要一个可能高估日元的汇率。甚至在日本宣布投降以前（1945年8月15日），经济学家们就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而他们的建议远不能达成一致。尤其是专门研究被解放国家和被占领国家货币汇率问题的弗兰克·塔马格纳，25他特别强调，“针对因盟军，特别是美军开支所致的通胀压力，选择高汇率是最实际也最有效的遏制方法”，26而且他也赞成“宁可错误地高估币值”的观点。而另一方面，戈特弗里德·哈伯勒27则站到了与塔马格纳相反的立场，给出的理由是，低汇率（即币值低估）更利于取消或放宽当时实行的经济管制措施，而且在不远的未来较少需要修改。

不管怎样，就像塔马格纳说的，问题的核心是如何确定一种货币的均衡汇率——也就是，“以普遍的国民收入状况和对外投资规模，能实现并维持一国国际收支均衡状态的汇率”。28作为日本一方，我们同意这种观点。因此，鉴于1947年和1948年极端混乱的经济形势，29如前所述，我们当时建议了通过应用一种“平衡公式”来逐步靠近均衡汇率的方法。

但与此同时，我们当时也带着些许乐观清醒意识到，日本经济在1949年初无疑已经进入恢复期，只是还不能将它全部的潜能显现出来。所以我们觉得，在这种情况下，给日本确定一个单一汇率——不会将其主要出口商品从国外市场排挤出去的汇率——就很像给一个因为伤病远离高尔夫球多年、正处于恢复期的高尔夫球员，确定对他放宽的加杆数^[1]。我们不妨这样说，如果他患病前的加杆数是18杆，重回球场后，他的朋友们经过商量，可能会允许他加打24杆。但即便有这样的特别照顾，他想和朋友较量，可能还是有难度。日本在1949年初的处境跟这个恢复期的高尔夫球员类似。但就像这个高尔夫球员，在发现24杆的让杆数仍然吃力后，可能很快就会恢复到他患病前的18杆水准，于是因为他在恢复期间的进步，反而占据了优势，我们相信，凭借复原期间的奋发努力和对技术进步的追求与赶超，用不了多久，日本经济就能从恢复初期确定的优惠汇率中获益。约瑟夫·道奇在确定360日元/美元的汇率时是否考虑到这类问题不得而知，但正如那个时候我们中一些人的评论，他的决定过分低估了日元。我们应该有机会探讨一下“恢复”期间这一静态汇率对出口有益的动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