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社科学者会怎样解读美国涉及赔偿和财阀问题的占领政策中这一令人困惑的转变呢？美国缅因州大学奥罗诺分校的霍华德·舍恩伯格教授试图通过如下文字做出解释：

国民党在中国的迅速衰败、日本通货膨胀危机的加剧、国际经济无力消化足够的出口以维持美国的繁荣，以及美苏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态势，及至1947年的到来，已造就了一种促使资产阶级和国家管理者思考美、日两国关系的新局面。所有国家管理者都认为，美国必须帮助日本恢复经济……

1947年和1948年解散财阀政策的变化是说明资产阶级中一部分人对国家政策存在影响的一个格外有力的例证。然而，影响政策和控制政策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考夫曼和他代表的企业界所施加的影响能够如此有效，是因为解散日本财阀的计划没有任何政治和社会基础作为支撑。退一万步讲，在既定条件下，即便在解散财阀的争议中没有（美国）企业界的介入，日本资产阶级对解散财阀计划的抵制也会对美国的国家管理者产生影响，使其放弃该计划……

[换言之，]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特别是日本资产阶级对美国经济改革政策举措的抵制，帮助当时美国国家管理者中的温和派政策占了上风，从而保证了赔偿和解散财阀计划终被放弃，同时也保证了资产阶级在日本相对稳定的统治，直到现在。8（着重标记系作者所加）

这一分析，特别是以上加着重标记的部分，首先被美国国务院一位有经验的远东问题专家罗伯特·费尔里以一种较为深入地剖析日本独特民族性的方式加以肯定。他写道：

与国外一种相当普遍的假定相反，日本人对另一种竞争体制的优越性毫无实际经验，对战前的财阀很少甚至完全没有心存不满或憎恨，所以现在对解散财阀也少有或压根儿没有感激……[他们]对竞争机制没有智识或思想上的接受准备，只是把它看作一个新概念，其优越性必须随着它所采取的方法表现出来。9(www.daowen.com)

他解释这一民族性部分源于日本缺少相当规模的中产阶级——照他的说法，该阶级“正常情况下是一个竞争性经济的主要支柱”。10他继续警告道：“如果日本放弃了竞争性经济的目标，那么盟国必须承认这种放弃意味着在日本建立民主政治过程中的一大失败……在日本，民主的根墓是不牢固的，如果恢复到战前的垄断制度，加上这些制度必然会导致的对个人积极性和自由的吞噬，就会严重阻碍刚出现的民主倾向的发展。”11

可以承认，费尔里的警告墓本是合理的，可是我们必须说，评判他所讨论的问题对历史眼光的要求要高于他所表现出来的水准。首先，日本的资本主义和德国一样，起步较晚；此外，日本在1899年之前并不享有完全的关税自主权——与当时的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签订的不平等通商条约留下的后遗症。这种环境是导致卡特尔和托拉斯组织形成和财阀体制得到强化的一个墓本因素，而这些都是为了在世界舞台上具有竞争力。

第二，虽然费尔里提到了“刚出现的民主倾向”，似乎这些趋势都是占领期间通过美国的指导培养起来的，但日本确实有一个所谓的“大正民主”时期，即大正天皇时代的1912年到1926年。这一时期内，日本已经开始接受所谓“政党政治”——内阁要根据政党在众议院的势力组成，并第一次规定成年男子普选权（1925年）。体现这一时期特征的还有东京帝国大学法律教授美浓部达吉（1911年7月）提出的观点，主张天皇是国家机关之一，并没有超越国家的权力，以及加藤内阁时期（1924年6月—1925年7月），政府不顾军方的强烈抗议，特别针对陆海军预算进行大幅削减。这一期间还强调更广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理想，包括承认劳工和佣农工会，赋予女性更多的平等权利。实际上，虽然1900年的《治安警察法》曾规定女子不得参与政治，甚至禁止她们参加政治集会或加入政治社团，然而1920年成立的新妇人协会却成功获得公众支持，迫使该法（1922年）做出了修改，允许女子参加政治集会。

大正民主时期，日本社会还存在其他具有民主倾向的进步现象，比如提倡出版自由和扩大民众参与国家事务的范围。但众所周知，在1928年左右，随着军方开始主导国家事务，这种趋势开始发生逆转。无可否认，大正时期民主的种子还很脆弱、很不稳定，但仍是那个问题，它们为什么就不能生出根芽，最终开出类似成熟民主主义的花朵呢？这个问题太过宏大，已经超出了本书研究范围；但读者可以参考罗伯特·斯卡拉皮诺呕心沥血得来的一项研究成果12，他在当中按照日本“现代化”历史时点和契机做出的解释是很有说服力的。还有一点也要记得，1945年7月26日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确曾提及，要扫除一切障碍，恢复和加强日本人民的民主倾向。这便意味着，其实日本早前就已经存在“民主倾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