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提到的，占领当局解散大财阀的改革方案，在1947年和1948年政策重新定位的过程中也遭遇了逐渐回缩的命运。对日占领期间，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司的官员罗伯特·A.费尔里，在关于占领当局改革措施的一份总结性评述中写道：“解散财阀方案一直是占领当局争议较多的话题之一……在1947年下半年和1948年更是因为其被诟病的‘极端’性招致国会和企业界的诸多非议3。”美国公开批评该计划的人士中以詹姆斯·李·考夫曼最为知名，此人战前几乎担任了所有美国在日大公司的律师。1947年夏，他访问日本，设法拿到了一份尚属机密的远东委员会第230号文件的副本。返美之后，他立即准备了一份长篇报告，上述机密文件于是在这份报告中成了他口诛笔伐的焦点4。他指责远东委员会第230号文件是社会主义做派，正是它清洗了经济恢复所需要的日本企业家。他还特别总结说，远东委员会第230号文件危及到了促成日本经济独立以充当远东反共堡垒这一目标。

考夫曼报告在美国企业界和政府高层中流传甚广，尤为重要的是它引起了国务卿马歇尔下属计划小组新任负责人乔治·凯南的注意。显然，凯南在1947年10月16日与海军部长福里斯特尔共进午餐时复述了考夫曼的指责之辞，而后者又把这次谈话记在了日记里，并表示，凯南担心“日本的社会主义化已发展到一旦对日和约成白纸黑字、日本回归日本人自治，日本人就无法养活自己的程度……然后很可能近乎无政府状态，而这恰恰是共产党想要的”。5凯南本人很久以后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这些反财阀措施所依据的意识形态观念与苏联有关‘资本主义垄断’恶贯满盈的观点太过相似，只有对日本未来共产主义化感兴趣的人才会高度认同这些措施。”6(www.daowen.com)

考夫曼和凯南显然都想偏了，因为爱德华兹代表团所设想并由占领当局主事官员执行的解散财阀计划，其意图是推行企业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这一点，麦克阿瑟将军已于1948年1月做出了明确表示：“日本人正在将自己从这些[寡头政治]体制中快速解放出来以扫清道路，最终按照我们那种自由竞争的私营企业观念所设计的，建立一个更加健康的经济。”7然而，考夫曼那些过激言论的影响，再加上参议员威廉·诺兰1947年12月初在美国参议院议员席上将远东委员会第230号文件谴责为“不负责任的新政激进派大作”的推波助澜，使得企业界形成了一种论调：务必尽速采取对策。和赔偿问题的情形一样，在这个问题上，威廉·德雷珀再度上场了。他先是在1948年1月初给麦克阿瑟将军拍电报，抱怨了一通财阀解散计划中的具体措施，接着又在1948年3月率领一个特命代表团前往日本，对占领当局的经济政策进行全面审查。那时，解散财阀的法律已在日本国会通过，持株会社整理委员会也已根据法律指定325家公司应予解散。德雷珀的策略是建议设立一个由独立的美国企业家组成的委员会，并由该委员会负责审查持株会社整理委员会的指令和根据新法制定的公司重组计划，从而实现他阻止解散方案实施的目的。麦克阿瑟同意了他的建议，财阀解散审查委员会也如期成立，由纽约造船公司总裁罗伊·坎贝尔担任主席。后来，德雷珀于1948年4月7日在华盛顿宣布，美国政府正在废弃远东委员会第230号文件中的大部分内容。自那以后，财阀解散计划便逐步取消；上一章也曾简单提及，等到1948年7月1日，持株会社整理委员会已把拟解散公司的数目从最初的325家减少到了100家，重要的是，该委员会还宣布，所有银行也都已经不在解散之列。到了1948年12月，远东委员会第230号文件正式取消，财阀解散审查委员会则将原来拟解散的公司从清单上尽数删去，只留下了九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