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战前全面压制和检控具有任何进步色彩的劳工运动。政府当时用来对付它们的主要法律武器是1925年的所谓《治安维持法》，该法在意识形态方面对个人和组织施设限制，并成为炮制专门对付“思想犯”（政府认为其所持意识形态主张具有颠覆性的人）手段的框架立法。该法明确的检举对象是“组织旨在改变国体（国家政体）或否定私有财产制度之团体的任何人”。该法通过后，独立工会即遭禁止，仅允许同情资本主义或军国主义的劳工阵线组织存在。然而，不可否认，在战争年代的压迫之下，依然潜藏着一股总体上带有进步性质的劳工运动暗流，只是暂时蛰伏罢了。

占领期间，劳工领域的墓本改革集中在组织声势浩大的工会运动和为劳工谋取重大利益上，但采取的模式几乎完全照搬美国的经验。这背后的支撑是“远东委员会十六条原则”（以下简称十六条原则），但在远东委员会（1946年4月9日）最终批准十六条原则前，美国政府已于1945年12月28日准备了一套明确的改革政策：

（1）鼓励组织自由工会。

（2）废除严苛的高压法令，禁止对劳工的不公正待遇。

（3）言论、出版、集会等行动自由。

（4）法律允许集体谈判，应当建立处理劳动争议的仲裁制度。18

此外还有一项十分重要的条款规定，即凡直接有损占领当局目标的罢工皆应禁止。但在占领期间，现实情况中触发该条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回顾这段占领史，深觉麦克阿瑟总部在实行劳工改革相关政策方面是极为迅速和富有成效的。事实上，总司令部刚于1945年10月18日在东京成立便下令释放政治犯，释放了一大批旧时的劳工领袖；甚至在美国政府做出上述关于劳工改革方案的正式决定之前，占领当局就迫使日本政府通过了1945年2月的《劳动组合法》^[8]，而该法保障劳动者组织工会和集体谈判的权利且承认其罢工权。该法显然是在仿照美国1935年的《全国劳动关系法》。日本这部1945年的法律也纳入了要求工会向主管当局注册的具体规定，同时要求建立全国和地方性的劳动关系委员会^[9]，遵照该法处理发生的纠纷。

得益于占领当局这些鼓励措施，工会的形成——实际上是复苏——用我们日本人的话说，就是突然如“雨后春笋”一般。1946年2月，全国工会675个，会员总数496000人，而到了1948年7月，也就是在两年多点儿的时间里，就迅速发展成工会33940个和会员数6637710人，或者说是原来的15倍还不止。(www.daowen.com)

抑制日本工人运动这股复苏的活力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无论当地有没有工会，全国各地也都爆出了劳资纠纷，并且经常升级到工人占领企业，或者当时所谓工人“控制生产”的地步。1945年10月，在读卖新闻社发生首起控制生产事件，几乎持续了整整一年，占领当局因此在处理一个外国社会的劳工问题上收获了纷繁芜杂的教训。19不过，占领当局学到的教训也引发了第二个重要劳工立法的实施，这就是国会于1946年9月20日通过的《劳动关系调整法》。

该法规定了当事各方在劳动委员会指导下自行选择协商、调解或仲裁的纠纷解决机制。但劳动者并不欢迎这项法律，因为它对罢工权利施加了某些限制，尤其禁止整个政府雇员群体的罢工活动。还有，从事公用事业的职工，虽说可以组织工会，但在向劳动委员会递交调解申请后三十天内不得罢工。而除了运输、邮政、电话电报、水资源供应、天然气和电力、医疗、卫生和公共保健，该法还授权政府通过将停业会干扰公共经济或人民日常生活的企业指定为公用事业来扩大公用事业的范围。如此一来，格外反对这类限制的就只能是劳动者了。

工人运动复苏的活力，在1946年秋季那项限制性立法的刺激下，随着同年冬季经济萧条的加剧，开始积聚势头。其打响的第一炮是一场涉及260万政府雇员的劳动纠纷，他们要求将工资调整到与私企工人相当的水平。但是，正当政府踌躇于如何回应他们时，会员数高达340万的私企工会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这场运动随即上升到要求吉田茂内阁下台的政治性质。最终，他们号召在1947年2月1日发起总罢工，届时参加者可能要占到所有行业（农、林、渔业除外）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二。如果这场罢工真的发生，日本无疑会瘫痪，而劳方这种斗志则是对占领当局容忍度的第一个考验。

预期发动总罢工的决战日的前十天，也许是占领当局与日本工会左翼领导人之间对抗最关键的戏剧性时期。20虽然当局在1月22日以麦克阿瑟将军的名义对工会领袖们发出了相当明确的禁止罢工警告，同时又有一条特别指示，谓劳工领袖无权公开这一警告。麦克阿瑟显然希望避免明晃晃地公开禁止罢工，因为他认为类似举动会被解读成破坏罢工，或者至少也会被读为承认他的日本民主化政策总体上推行得不太顺利。劳工领袖们则看准了盟军总司令部这种左右为难的心态，继续对这种警告置之不理。1月31日清晨，这场总罢工似已不可避免，麦克阿瑟不得不在最后一刻公开做出声明：

根据我作为盟军总司令部所拥有的权力，我已通知那些试图联合举行总罢工的工会领袖们，以日本当前积贫积弱之处境，我不允许使用如此致命的社会武器，并向他们下达了停止推进此类行动的相应指令。

就这样，这出戏落幕了。占领当局一方积极参与这出戏的西奥多·科恩曾将整个事件概括如下：

这场总罢工尽管未能发生，却成了整个占领时期，特别是日本回应美国所施加民主化压力过程中的一个分水岭。它是极端主义的巅峰。在此之前，凡有可能使这个国家“民主化”的事，无论多么令人手忙脚乱，都是受到欢迎的。但被以工人之名绝望地推逼到危境的伤痛经历，以及麦克阿瑟将军在最后一刻戏剧般的挽救，彻底改变了这种国民心态。日本人民忽然又意识到了限制措施的必要性。21

占领当局对日本战后劳动关系的干预并未随着这次“伤痛经历”结束。一年半后，当政府雇员因薪酬标准问题威胁要罢工的时候，麦克阿瑟将军致信日本首相，声明：“因受命或被雇用而在日本行政机关及其附属机构中任职的人，均不得诉诸罢工，或者参与行使怠工或其他意图损害政府行政效率的争议解决手段。”这封落款时间为1948年7月22日的信极具历史意义，它标志着盟军总司令部直接插手政府雇员雇佣关系的“体制框架”。日本政府则为盟军总司令部这一声明所鼓励，立即着手颁布一项否定政府雇员罢工权乃至集体谈判权的法令。下一节谈公务员制度改革时，我们还会涉及这个问题。正如日本报刊经常评论的那样，到了1948年的这个时候，形势已经转入“相反的方向”。而在占领当局内部，劳工处的最高负责人詹姆斯·墓伦也因为抗议这种倒退行径愤然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