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6年1月，美国便派出科温·爱德华兹代表团制定解散财阀的具体政策。爱德华兹甫一抵达日本就特别强调：

（1）解散财阀旨在使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在心理上和制度上双双瓦解。

（2）令过去曾受财阀剥削的日本劳动者实现工资和薪金水平的提高，从而扩大日本国内市场。

第二点的提出是有认知墓础的，即：因为极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日本国内市场不够活跃，在帝国主义野心的加持下催生了扩大出口政策。这么一分析，爱德华兹代表团于是制定了两个目标：①消除经济力量的过分集中；②肃清垄断（或寡头）组织和雇佣惯例中的半封建残余。

两个目标都意味着对经济结构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资深企业分析家爱德华兹也完全明白，这类改革若没有相关国家发自本心的意愿作为墓石，是断不会成功的。11不过，盟国还是对该方案做出了特别优先考虑的决定；1947年6月，美国政府向位于华盛顿的远东委员会提交了所谓“第230号指令”，但没有对外公开，东京的麦克阿瑟当局遂将此事作为对日本政府的单方面命令来处理。于是在1947年12月，日本国会通过了《过度经济力集中排除法》而使之得以推行。该法授权持株会社整理委员会^[3]指定构成“过度经济力集中”的集团，继而将它们重组为独立公司，以保障合理限度的企业竞争和自由。1948年2月，持株会社整理委员会根据该法指定325家公司应受指控，并签发使它们去集中化的命令。然而，就像爱德华兹所预见的，尽管占领当局百般施压，事实证明，该法的外来性是其致命弱点。占领当局主理此事的官员埃莉诺·哈德利曾写道：

实际上，它[该法]是一波三折地周旋两年的结果，而参与其中的一方是驻日盟军总司令和华盛顿，另一方则是狡诈成性的日本政客……这些博弈和交锋的套路千篇一律。第一步，设法阻止反垄断立法出台；如果立法不可避免，那就采取第二步，即尽量弱化各项规定；第三步，也是最后一招，则是妨碍执法。12(www.daowen.com)

该法的命运可能确实像哈德利描述的那样，但不可否认，在1948年初持株会社整理委员会做出上述指定后不久，美国占领政策的转变——我们稍后讨论——就在改善该法影响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实际上，甚至在该法于1947年12月通过之前，前面提到的远东委员会第230号指令就因为该委员会一位美国委员的要求而被搁置，但这件事在日本并未公开。

对麦克阿瑟将军来说，他曾经采纳并持续施压日本政府迫使其接受的政策必须得到最大限度的落实，这事关不容亵渎的威望。因此，麦克阿瑟将军于美国对日墓本政策被疑有变之际，在其1948年的新年献词中宣称：

经济上，盟军政策要求废除过去允许贵国大部分工商业和自然资源由少数封建家族拥有、控制并在独家获利情况下利用的制度。如此乖谬反常的经济制度，这世界可能一直都找不出第二个。它允许为了少数人的私利而剥削多数人。这些少数群体与政府完全勾连在一起，其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力大到离谱，并将日本引向了最终导致战争和毁灭的道路。13

这几乎就是在复述前引波利报告中的原话。不过，风向转得很快；截至1948年7月1日，持株会社整理委员会已经把待解散的公司名单从最初的325家缩减到了100家。至于历尽1946—1947年期间的喧哗与骚动之后，解散财阀问题的逆转事实上是如何发生的，则是后面一节讨论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