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昔的国家意志完全垮塌，社会经济结构又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崩溃和瓦解，考虑到随后出现的激进变革呼声，人们自然会抛出一个问题：曾经为反对本国军国主义而斗争，并发现自己正在为改造日本发挥积极作用的日本人民，难道就没有走到台前填补战败留下的政治真空吗？从1945年到对日占领实际上已经结束的1952年，他们究竟在干些什么？

我们不得不说，国内政治领导层的一百八十度转变，以及一度休眼的自由主义甚至还有社会主义思想再度觉醒，总体上对改革进程影响甚微。诚然，日本人自己在占领期间也提出了一些积极思想。然而，比起始于1868年的明治维新——当时涌现出许多改革思想并真真切切地付诸了实施——这次的本土改革思想总体给人拘谨老套或苍白绵软之感，而且也不具备势在必行的力量。当意识到日本当时面临的问题已经严重到务必对社会经济结构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地步时，我们只能说，正如其时日本人自己的普遍看法，日本民众总体上处于心理和精神“虚脱”状态。

或许，日本人独立形成的关于日本战后改革的代表性观点，是外务省在投降前夕因意识到投降不可避免而成立的特别调查委员会的一份报告。6实际上，该委员会的首次会议是在1945年8月16日，即战争结束的次日召开的，而且有近三十位学者和政论家参加7。这些人几乎都是知识界大名鼎鼎的反战或中立人士，其中许多人后来在签订和约后的日本身居高位。他们中包括六位大学校长、一位日本学术会议会长、一位经济团体联合会领导、一位国会议员、一位全国性报纸的主笔和一位内阁成员。

那么，他们的积极建议有哪些显著特点呢？这里简要概括如下：

（1）从经济民主化的观点来看，金融机构的民主化尤为重要，即通过消费者、生产者、政党的代表参与其运营，使其对公众负责。

（2）财阀（跨行业的半垄断集团）可以强制解散。不过，就财阀而言，它们过去也曾发挥过某些必要职能——这些职能将由新组建的民主化政府承继。

（3）一般说来，计划原则必须引入重要经济部门，一些关键产业还要考虑国有化。

（4）走向经济民主化的第一步是农业现代化，为此目标亟待进行土地改革，同时也需要采取审慎措施，使劳动力从农业向制造业转移。

（5）日本不能离开外贸，但过于依赖外贸带有一定风险。因此，积极开发和利用国内资源、使消费活动理性化绝对必要。(www.daowen.com)

（6）有很多人指出日本人口过剩，呼吁必须减少人口。然而，减少人口是一项失败主义政策。从进步的视角来看，日本应当将寻求一种确保人口增长延续的手段提上日程。

该报告以下面这段话作结：“除非彻底改革，否则日本经济的墓本结构始终会保留一些可以令这个国家再度走回军国主义老路的因素。意识到此类风险后，必须继续不断努力，以确保日本不会步纳粹德国后尘，乃至将日本和全世界引入悲惨的灾难中去。”8

虽然语带妥协，这份报告的总体指向却是改革主义性质，尤其强调民主化要求，并且对社会发展模式做出了混合经济的前瞻。

社会党掌权使得1947年出现了转机，尽管该党派系与两个保守党联合组阁。这届政府系由信奉墓督教的社会党成员片山哲领导；因为有麦克阿瑟将军全力支持，该政府带着不小的野心开始了台前活动，其执政期间公布的“第一份经济白皮书”具有向公众灌输经济领域需要采取进步措施意识的启迪民智作用。该政府还提出对煤矿实行国有化，随后于1947年12月颁布了为期三年的施行法。

上述白皮书是在我的指导下，由经济安定本部在两个星期的时间内极其仓促地赶制出来的，目的是对片山哲内阁1947年6月11日宣布的《经济紧急对策》予以补充。尽管统计资料仍嫌不足，但这或许是日本第一次运用宏观经济分析方法来为整体经济号脉。这份白皮书特别强调了消除经济各部门黑市盛行根源的迫切需要，于是在最后几段写道：

打个比方，我们的困难不单单是缺胳膊少腿。可以说，折磨我们的是更严重的生理反应，如血液中毒或者内分泌失调。老实人常被愚弄、勤勉工作者吃亏的事实证明，这个国家的经济机体患有生理痼疾……在我们这个架构复杂的现代社会中，要查出每个个体劳动的结果与改善自身生活条件之间存在何种联系并非易事。它绝不像鲁滨孙·克鲁索通过自身努力就能改善生活状况那样简单。然而，当我们面临一场经济危机时，无论愿不愿意，我们都不得不去了解事件之间真正的直接关系。是的，我们必须这样做。人们经历了生产基础越来越受限制的境况，终于怀着对未来的憧憬走上复兴和重建之路——到了这个阶段，那些诚实劳动、彼此关系密切的人应当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让生活变得容易些，尽管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度过一段物资匮乏的暂时性困难期，但他们应当将其视为自酿的苦果。民主政府的出发点必然意味着我们面临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的问题。“民有政府”必须是一个“民治政府”。我们相信，政府只有在人民支持和鼓励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成功。9（着重标记系作者所加）

这份白皮书受到公众的普遍欢迎，但上面引文中着重标记的字句却成了左翼工人阶级批判的对象。他们声称，白皮书否认了阶级斗争重要性，并把忍饥受冻强加在被压迫阶级身上。而且正如可能料到的那样，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包括前面提到的那些外务省特别调查委员会成员在内，同样反对他们称作“经济学均衡理论”的东西，以及白皮书不强调物质生产紧迫性却强调分配制度正常化的做法。

回过头来看，片山哲内阁在引导日本经济走向稳定这一点上还是值得称赞的，但其任期过短（仅八个月左右），未能产生持久影响。之所以匆匆卸任，既与联合组阁不可避免的意见分歧有关，又碰巧赶上美国占领当局的政策转变为以日本牵制社会主义中国——这一点我们后面会谈到。此外，社会党内部也发生了右派与左派的分裂；时任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委员长的社会党右派成员铃木茂三郎，突然将对公务员补涨工资的补充预算案退回政府，让内阁危机就这样不期而至。1948年2月10日，片山内阁倒台，继任者是保守民主党人芦田均领导的新执政联盟。经过此次政权更迭，一度在片山内阁治下由和田博雄领导并由进步官员组成的经济安定本部也遭遇了一次人员离职潮，作为改革力量，顿失从前的意气风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