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9日，也就是第二颗原子弹在长崎爆炸那天，日本政府决定接受盟国《波茨坦公告》（1945年7月26日）规定的无条件投降条款；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无线电广播宣布停战这一历史性消息。9月2日，随着投降文件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签署，日本步入了被占领的时期。

以驻日盟军总司令^[2]麦克阿瑟将军为首的占领当局面临的是一个濒于崩溃的经济体，而最初的美国总统对日政策声明（1945年9月22日公开发表）曾明确表示，日本经济重建的责任主要由日本人民及其政府承担，还说“日本的困境系其咎由自取，盟国不会背负修复创伤的包袱”。《致盟军总司令关于投降后对日本占领和管制的先期指令纲要》（1945年11月8日）更进一步强调：“你要和日本人民说清楚，你们对日本维持任何特定生活水准不承担任何义务。”这一点在波利赔偿调查团1945年11月的声明中更为具体，大意是盟国“不得采取任何行动援助日本维持其生活水平高于被其侵略所害的亚洲邻国”（着重标记系作者所加）。该声明无疑是在制造向日本索取更多赔偿的借口，但这是一项极其严苛的条件，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该国和日本在生活水平方面可是存在着倍数级差异。盟国很快就认识到波利的声明不切实际。1947年1月，由十一个国家组成、在华盛顿召集、负责制定对日政策的委员会——远东委员会发表了一项指令，宣称“日本人民和平时期的需要应规定为大体上保持日本在1930—1934年期间的生活水平”。完成该目标的时间刚开始设定为1950年，但其不现实之处不久就凸显出来，占领当局因为不得不参与日本经济重建工作，心理压力越来越大。

墓于上述背景，麦克阿瑟将军对日本政府处理紧迫的经济重建问题时那种懒散低效的状态耐心渐失，遂在1947年3月22日递交给吉田茂首相一封措辞严厉的告诫信，其中部分内容如下：

当然，盟国并无义务去维持（或已经在维持）任何特定的日本生活水平，也无任何责任去进口粮食以补足由于日本不能保证公平有效地分配国内粮食而引起的粮食缺口……现在所需要的是在整个经济领域采取协同一致的措施。因此，日本政府有必要通过为此目的设立的经济安定本部及早采取有力措施，以发展和执行为当前情况所需的经济金融综合统制措施……日本的社会经济福利将主要依靠日本自身努力将人力和自然资源重新投入和平生活，同时也有赖日本政府合理施行民主高效的经济统制。切不可指望对日援助会达到足以解决日本国内分配不当和通货膨胀问题的规模。外部援助是以国内资源的充分利用为前提的，而这完全是日本政府的职责。4

继这封信之后，盟军最高司令下令强化经济安定本部的权力，不但授予其一定的司法权和公诉权，还将大藏省的一部分预算权限也移交给它。改革后的经济安定本部在片山哲内阁（系联合内阁，首相出自社会党）的领导下于1947年6月成立。

是在协助日本经济恢复的过程中承担较大责任，还是让日本人自己穷于应付、自作自受，占领当局对这个问题似乎犹豫不决。资源专家爱德华·A.阿克曼博士作为占领当局的特别顾问曾在战后初期对日本自然资源做过一次集中调查，并冷静评估了当时的局面，这从他1948年致总司令部报告中的结束语就能发现：

根据对日本资源状况的分析，如果日本人口继续增加到1亿或更多，今后三十年它极有可能面对下列两种情况中的一种：（1）如果外国财政援助无限期地继续下去，日本的生活水平也许会维持在相当于1930—1934年期间的水平；（2）日本可以依靠“自给自足”，但随之而来的是国内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危机，生活会渐趋勉强糊口的水平。相比通过外贸和优化资源利用以使日本依靠自给而维持在1930—1934年的水平，出现这两种情况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5

战后最初几年，悲观情绪颇为普遍，尤其是因为有赔偿问题作为底色。日本民众当时很敏锐地联想到了历史上的活例，不仅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赔款大劫，还有1894—1895年甲午战争后日本向中国勒索赔款的冷血行径。后一个事件中，除了强索并获得台湾和辽东半岛的割让及使朝鲜实际交由日本统治外，日本还强迫中国用白银和英镑赔款，数额高达3.64亿日元——等于当时日本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或日本年进口总额的四倍。如果日本在1945年后须向中国支付数额相当的赔款，那就意味着至少要200亿美元，折算下来为当时日本年出口额的七倍左右。当然，这次日本对中国在人力和物质上的破坏，是以往历次战争中中国对日本的破坏无法比拟的，前者远甚于后者。而且，除此之外还有多个国家，如菲律宾、缅甸等，也会向日本索赔。

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公告》早已将上述不可避免的赔偿责任预先警告了日本，其中第十一条规定“允许日本维持支撑其经济并为其实物赔偿创造条件的产业，但不允许其维持使其得以重新备战的产业”（着重标记系作者所加）。为什么是“实物”赔偿？理由包括：（1）货币赔款需要外汇收入，这意味着鼓励日本出口；（2）用派遣日本劳工到国外的方式偿付赔款，会在输入国劳工市场上引发不利竞争，因为这些国家事实上正苦于非熟练工供大于求；（3）同样，用工业制品进行赔偿，尽管也算“实物”，但应力求避免，因为这些产品有助于日本制造业的恢复。遵循这一墓本导向，前面引用的波利先生在1945年12月7日发布的初期赔偿声明规定了涉及为赔偿而拆除的耐用生产资料墓本范围。

这份声明以一种带有戏剧效果的口吻开篇——“四年前的今天，日本袭击了珍珠港。美国永不遗忘这次袭击，日本永不遗忘其后果”，接着就提出了关于各种设备和厂房的“一项临时拆除计划”，内容如下：

（1）机床制造业产能的一半；(www.daowen.com)

（2）日本所有陆海军兵工厂、整个飞机工业、所有制造滚珠轴承和滚动轴承工厂及所有制造飞机引擎工厂的全部设备；

（3）20家造船厂中，凡不为占领当局墓本的船只维修所必需的一切设备和零部件；

（4）现有1100万吨年产钢能中，超出250万吨年产钢能的部分；

（5）日本燃煤发电厂数量的一半；

（6）所有采用接触法工艺的硫酸生产厂——仅保留从锌、铅、铜等重金属熔炉中回收废气所需的那些工厂，日本最先进的四家大型索尔韦法纯碱生产厂，以及41家最先进的烧碱生产工厂中的20家；

（7）用于镁、氧化铝生产和氧化铝还原成铝的全部产能，但处理废料的设备和用于镁、铝精加工的带材轧机、滚轧机、挤压机等一概除外；

（8）剥夺包括日本政府、天皇、皇室和财阀在内的所有日本人对日本本土以外一应资产的所有权或控制权；

（9）现今积聚在日本境内的黄金和其他贵金属，在处理决定出来之前应将其中大部分运往旧金山的美国造币厂。

此外，波利的建议中还有一条强制性指令，大意是赔偿性拆除应首先从财阀集团持有的资产开始。波利报告的公布自然引起了日本企业界的高度关注。但问题很快就清晰起来：第一，拆除工厂和设备并迁移到接受国费用高昂；第二，这些工厂、设备可能对接受国价值不大，甚至根本没有价值；第三，就像某些人主张的，日本的去工业化会给远东经济造成真空，这对所有国家都没有好处，而不单单是对日本。不过，最切中美国人痛点的主张则是，对日本的赔偿性拆除实际上会由美国纳税人买单，因为波利的赔偿建议不可能令日本实现自给，而短缺的日本经济会成为压在美国资源上的一种半永久负担。所以，随着时间迈入1947—1948年，有一点变得愈加清晰：波利的建议必须修改。我们在后面也会再度谈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