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通过对四种不同旅游扶贫模式乡村社区生活民俗特性影响感知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一、四个社区生活民俗特性影响感知的共性结论

1.四个社区居民对17个测量问项感知最强的是“旅游扶贫后，通过办民宿、农家乐、到景区就业等收入方式和途径变多了”，感知最弱的是“旅游扶贫后，从农业生产到从事旅游服务，心理产生了落差”。

2.四个社区居民对旅游扶贫生活民俗特性影响的共同感知因素有四个，包括“物质民俗积极影响”“社会民俗积极影响”“物质民俗消极影响”和“社会民俗消极影响”，其感知强度次序依次为：“物质民俗积极影响”最强，“物质民俗消极影响”次之，“社会民俗积极影响”再次之，“社会民俗消极影响”最弱。

3.四个社区不同性别、年龄、学历、职业、收入群体、参与和未参与旅游群体对生活民俗特性影响感知均存在显著差异。

（1）男性群体对“物质民俗积极影响”和“社会民俗消极影响”感知明显强于女性。

（2）参与旅游经营（或从事旅游相关工作）群体对“物质民俗积极影响”感知明显强于未参与群体。

（3）高学历群体（研究生及以上）对“物质民俗积极影响”和生活民俗消极影响的感知均最强。高中学历群体对“社会民俗积极影响”感知最强。

（4）中年群体（45～64岁）对生活民俗积极影响感知明显强于其他年龄段群体，而在消极影响感知上不存在差异。(www.daowen.com)

（5）公务员对生活民俗积极影响和社会民俗消极影响感知最强，教师对“物质民俗消极影响”感知最强。

（6）中低收入人群（人均年纯收入4 001～6 000元）对生活民俗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感知均最强，低收入人群（2 855元及以下）对生活民俗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感知均最弱。

二、四个社区生活民俗特性影响感知的差异性结论

1.基于不同扶贫模式社区之间的感知差异对比分析得出：“能人带户”型（石椅羌寨）社区对“物质民俗积极影响”感知明显强于其他三个社区，“公司+农户”型（玉屏湖）社区对“社会民俗积极影响”和“物质民俗消极影响”感知明显强于其他三个社区。

2.基于不同扶贫模式社区内部感知差异对比分析得出：四个社区居民对生活民俗特性影响感知的因子在符合共同特征基础上也各有差异。

（1）“公司+农户”型（玉屏湖）“社区因子与整体样本一致，其感知强度次序为“物质民俗消极影响”最强，“物质民俗积极影响”次之，“社会民俗积极影响”再次之，“社会民俗消极影响”最弱。

（2）“景区带村”型（白马王朗）“社区和合作社+农户”型（空山天盆）社区共同因子基础上将“物质民俗积极影响”和“社会民俗积极影响”聚合成一个因子即“生活民俗特性积极影响”，但感知强度次序有差异，白马王朗感知次序为：“生活民俗特性积极影响”最强，“物质民俗消极影响”次之，“社会民俗消极影响”最弱。空山天盆感知次序为：“物质民俗消极影响”最强，“生活民俗特性积极影响”次之，“社会民俗消极影响”最弱。

（3）“能人带户”型（石椅羌寨）社区在共同因子基础上将生活民俗特性消极影响的两个因子聚合为一个因子，即“生活民俗消极影响”，而对生活民俗积极影响的变量重新进行聚合，形成2个新的积极影响因子，即“饮食起居积极影响”和“生产社交”积极影响。其感知强度次序为“饮食起居积极影响”最强，“生产社交积极影响”次之，“生活民俗消极影响”最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