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通过对四种不同旅游扶贫模式乡村社区历史文化特性影响感知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一、四个社区历史文化特性影响感知的共性结论

1.四个社区居民对12个测量问项感知最强的是“旅游扶贫后，村里的历史传说、历史故事等得到了更好的传承”，感知最弱的是“旅游扶贫后，文字和语言受到影响”。

2.四个社区居民对旅游扶贫历史文化特性影响的共同感知因素有三个，包括“历史文化特性积极影响”“物质文化遗产消极影响”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消极影响”，其中对“历史文化特性积极影响”感知最强，其次是“物质文化遗产消极影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消极影响”感知最弱。

3.四个社区不同性别群体对历史文化特性影响因素感知没有显著差异，说明性别不会对历史文化特性影响感知产生影响。

4.四个社区不同年龄、职业、收入群体、参与和未参与旅游群体对历史文化特性影响感知存在显著差异。

（1）高学历群体（研究生及以上）对“历史文化特性积极影响”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消极影响”的感知均最强。

（2）中年群体（45～64岁）对“历史文化特性积极影响”感知最强，老年群体（65岁以上）对历史文化特性消极影响感知最强。

（3）公务员群体对历史文化特性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感知均最强。(www.daowen.com)

（4）低收入群体（人均年纯收入2856～6000元）对历史文化特性消极影响感知最强，中等收入群体（6001～10 000元）对历史文化特性积极影响感知最强。

（5）参与旅游经营（或从事旅游相关工作）的居民对“物质文化遗产消极影响”感知强于未参与群体。

二、四个社区历史文化特性影响感知的差异性结论

1.基于不同扶贫模式社区之间的感知差异对比分析得出：4个不同旅游扶贫模式乡村社区对历史文化特性积极影响感知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对消极影响感知存在明显差异。“景区带村”型（白马王朗）社区对历史文化特性的消极影响（含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感知明显强于其他社区。

2.基于不同扶贫模式社区内的感知差异对比分析得出：4个社区居民对历史文化特性影响感知的因子在符合共同特征基础上也各有差异。

（1）“公司+农户”型（玉屏湖）社区和“景区带村”型（白马王朗社区）在共同因子基础上，将“物质文化遗产消极影响”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消极影响”聚合成1个因子即“历史文化特性消极影响”，在感知强度次序上两个社区均是历史文化特性积极影响强于历史文化特性消极影响。

（2）“合作社+农户”型（空山天盆）社区因子与整体样本因子一致，感知次序也一致，即历史文化特性积极影响最强，物质文化遗产消极影响次之，非物质文化遗产消极影响最弱。

（3）“能人带户”型（石椅羌寨）社区在共同因子基础上对“历史文化特性积极影响”拆分为两个因子即“物质文化遗产积极影响”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极影响”，而将两个消极影响因子聚合为1个因子，即“历史文化特性消极影响”。感知强度依次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极影响”最强，“物质文化遗产积极影响”次之，“历史文化特性消极影响”最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