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不同扶贫模式社区历史文化特性的感知对比

不同扶贫模式社区历史文化特性的感知对比

时间:2023-06-1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为了更加详细和准确分析四个社区对历史文化特性影响感知的差异,后文将展开进行描述性对比和因子分析对比。而其他3个社区对物质文化遗产维度的消极影响感知呈交错态势。

不同扶贫模式社区历史文化特性的感知对比

一、不同社区历史文化特性影响感知差异检验

对不同扶贫模式社区分别赋值,“景区带村”型(白马王朗)赋值“1”,“能人带户”型(石椅羌寨)赋值“2”,“合作社+农户”型(空山天盆)赋值“3”,“公司+农户”型(玉屏湖)赋值“4”。以“旅游扶贫模式”为控制变量,以历史文化特性影响的3个因子作为指标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ANOVA)分析,结果表明:四个不同旅游扶贫模式的乡村社区对“历史文化特性积极影响”感知不存在显著差异(P值=0.492>0.05)。而对“物质文化遗产消极影响”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消极影响”感知存在显著差异,P值均为0.000见表7-7和7-8。

表7-7 不同扶贫模式社区历史文化特性影响感知方差齐性检验(N=820)

表7-8 不同扶贫模式社区历史文化特性影响感知方差分析(N=820)

对存在显著差异的“物质文化遗产消极影响”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消极影响”进行事后均值多重比较,由于“物质文化遗产消极影响”感知不具备方差齐性,采用Tamhane值进行检验,“非物质文化遗产消极影响”感知具有方差齐性,采用LSD值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在对“物质文化遗产消极影响”感知上,1(“景区带村”型)与2(“能人带户”型)、3(“合作社+农户”型)、4(“公司+农户”型)存在显著差异,结合均值大小(1>4>3>2),表明模式1(“景区带村”型白马王朗)对“物质文化遗产消极影响”感知明显强于其他三个社区。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消极影响”感知上1(“景区带村”型)与2(“能人带户”型)、3(“合作社+农户”型)、4(“公司+农户”型)存在显著差异,2与3、4存在显著差异,结合均值大小(1>4>3>2),表明模式1(“景区带村”型白马王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消极影响”感知明显强于其他三个社区,模式4(“公司+农户”型玉屏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消极影响”感知明显强于其他两个社区。为了更加详细和准确分析四个社区对历史文化特性影响感知的差异,后文将展开进行描述性对比和因子分析对比。

表7-9 不同扶贫模式社区历史文化特性影响感知Scheffe事后检验(N=820)

注:*.代表平均值差异在0.05层级显著。

二、不同社区历史文化特性影响感知描述性统计分析

(一)不同乡村社区居民对历史文化特性积极影响感知描述性统计

从物质文化遗产维度积极影响(共3个问项)来看,感知最为强烈的是空山天盆乡村社区,其问项16“旅游扶贫后,村里的古庙、祠堂、民居等古建筑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均值为4.02,问项17“旅游扶贫后,村里的古树名木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均值为4.07,这两个问项的均值在4个乡村社区中均是最高的。只有问项15“旅游扶贫后,村里的雕塑、碑刻、器具等文物得到了更好保护”均值为3.89,低于玉屏湖社区对该项感知的均值。其次是玉屏湖社区,其问项15和问项17均值都比其他两个社区高,只有问项16均值低于石椅羌寨。再其次是石椅羌寨,其问项17和问项16均值都高于白马王朗。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维度积极影响(共4个问项)来看,感知较为强烈的是石椅羌寨和玉屏湖,其中石椅羌寨在问项19“旅游扶贫后,传统歌舞等表演艺术得到了更好的传承”(均值4.22)和问项20“旅游扶贫后,传统手工艺得到了更好传承”(均值4.02)的均值远远高于其他三个社区,而玉屏湖在问项18“旅游扶贫后,村里的历史传说、历史故事等得到了更好的传承”(均值4.09)和问项21“旅游扶贫后,传统医术得到了更好传承”(均值3.79)的均值高于其他三个社区。其次是白马王朗,除问项21外,问项18、19和20的均值都高于空山天盆社区(详见图7-1)。

图7-1 不同社区历史文化特性积极影响感知均值对比图

(二)不同乡村社区居民对历史文化特性消极影响感知描述性统计

从物质文化遗产维度消极影响(22、23两个问项)感知来看,白马王朗感知最为强烈,其问项22“旅游扶贫后,复原和仿建的古建筑变多,‘假古董’影响了原有的历史真实性”均值为3.84,问项23“旅游扶贫后,传统村落风貌发生了变化,融入了其他元素符号,削弱了文化原真性”均值为3.7,两项均值均远远高于其他3个社区,且均值都大于3.5。而其他3个社区对物质文化遗产维度的消极影响感知呈交错态势。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维度消极影响(24、25、26三个问项)感知来看,白马王朗感知相对较强,其中问项24“旅游扶贫后,民俗活动表演性质更浓,失去了原有的氛围和意义”均值为3.92,问项26“旅游扶贫后,梯田等文化景观遭到破坏”均值为3.30,这两项均值均高于其他3个社区,只有问项25“旅游扶贫后,文字和语言受到影响”均值为2.97,低于玉屏湖社区。其他3个社区中石椅羌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维度的消极影响感知最弱,3个问项均值全部最低,而玉屏湖和空山天盆则呈交错态势(详见图7-2)。

图7-2 不同社区历史文化特性消极影响感知均值对比图

(三)不同乡村社区居民对历史文化特性影响感知描述性统计结论

通过对四个乡村社区历史文化特性影响感知的对比分析,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明显特征:

1.四个乡村社区对历史文化特性的积极影响感知总体强于消极影响感知。

2.四个乡村社区对历史文化特性的积极影响感知呈交错态势,但对消极影响感知则差异明显,即白马王朗(“景区带动”型)对历史文化特性消极影响感知明显较强,而石椅羌寨(“能人带户”型)对历史文化特性消极影响感知明显较弱。

3.具体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7-10。

表7-10 不同扶贫模式社区历史文化特性影响感知描述性统计结果

三、不同社区历史文化特性影响感知因子分析对比

(一)白马王朗社区居民对历史文化特性影响感知强度的因子分析

根据KMO(Kaisex-Meyer-Olkin)值计算和Bartlett’s球形检验结果,白马王朗社区调查数据的KMO值为0.709>0.7,显著性(p值)为0.000<0.001,说明变量间的相应矩阵不是单位矩阵,各变量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表7-11 白马王朗社区历史文化特性影响KMO及巴特勒球形检验(N=211)

本书用主成分分析及方差极大正交旋转法尝试提取3个公因子,但效果不佳,因此按照萃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方式来浓缩变量数,得到特征值大于1的2个公因子,其特征值分别为4.893和3.119,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6.768%,说明因子分析效果良好。

表7-12 白马王朗社区历史文化特性影响因子方差解释(N=211)

其中公因子1包含7个变量(问项15、16、17、18、19、20、21),这7个问项均是关于历史文化特性积极影响的问项,因此根据其共同性命名为“历史文化特性积极影响”,其方差贡献率为40.773%。公因子2包含5个变量(问项22、23、24、25、26),这5个问项均是关于历史文化特性消极影响的问项,因此根据其共同性将其命名为“历史文化特性消极影响”,其方差贡献率为25.995%,因子分析结果见表7-13。

表7-13 白马王朗社区历史文化特性影响因子分析结果(N=211)

通过信度检验发现,因子1历史文化特性积极影响和因子2历史文化特性消极影响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alpha)分别为0.923和0.846,根据信度检验标准,符合信度要求。

根据公式6.1和6.2计算出白马王朗社区居民对2个历史文化特性影响因子的感知强度为:因子2历史文化特性积极影响(均值=3.84)>因子1历史文化特性消极影响(均值=3.55)。

(二)石椅羌寨社区居民对历史文化特性影响感知强度的因子分析

根据KMO(Kaisex-Meyer-Olkin)值计算和Bartlett’s球形检验结果,石椅羌寨社区调查数据的KMO值为0.768>0.7,显著性(p值)为0.000<0.001,说明变量间的相应矩阵不是单位矩阵,各变量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可以进行因子分析。(www.daowen.com)

表7-14 石椅羌寨社区历史文化特性影响KMO及巴特勒球形检验(N=186)

用主成分分析及方差极大正交旋转法,萃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方式来浓缩变量数。旋转后得到特征值大于1的3个主要因子,其特征值分别为3.430、2.813、2.003,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8.719%,说明因子分析效果良好。

表7-15 石椅羌寨社区历史文化特性影响因子方差解释(N=186)

续表

其中公因子1包含4个变量(问项18、19、20、21),这4个问项均是关于历史文化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维度积极影响的问项,因此根据其共同性将其命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极影响”,其方差贡献率为28.585%。公因子2包含5个变量(问项22、23、24、25、26),这5个问项均是关于历史文化特性消极影响的问项,因此根据其共同性将其命名为“历史文化特性消极影响”,其方差贡献率为23.445%。公因子3包含3个变量(问项15、16、17),这3个问项均是关于物质文化遗产维度积极影响的问项,因此根据其共同性将其命名为“物质文化遗产积极影响”,其方差贡献率为16.690%,因子分析结果见表7-16。

通过信度检验发现,因子1“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极影响”、因子2“历史文化特性消极影响”、因子3“物质文化遗产积极影响”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alpha)分别为0.863、0.802、0.767,根据信度检验标准,符合因子信度要求。

根据公式6.1和6.2计算出石椅羌寨社区居民对3个历史文化特性影响因子的感知强度为:因子1“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极影响”(均值=3.87)>因子3“物质文化遗产积极影响”(均值=3.83)>因子2“历史文化特性消极影响”(均值=3.08)。

表7-16 石椅羌寨社区历史文化特性影响因子分析结果(N=186)

(三)空山天盆社区居民对历史文化特性影响感知强度的因子分析

根据KMO(Kaisex-Meyer-Olkin)值计算和Bartlett’s球形检验结果,空山天盆社区调查数据的KMO值为0.815>0.7,显著性(p值)为0.000<0.001,说明变量间的相应矩阵不是单位矩阵,各变量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表7-17 空山天盆社区历史文化特性影响KMO及巴特勒球形检验(N=204)

用主成分分析及方差极大正交旋转法,萃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方式来浓缩变量数。第一次旋转后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对变量共同度低于0.5,无法命名的变量(问项24)予以剔除,之后重新进行极大正交旋转,得到3个主要因子,其特征值分别为4.897、2.145和1.196,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4.888%,说明因子分析效果良好。

表7-18 空山天盆社区历史文化特性影响因子方差解释(N=204)

其中公因子1包含7个变量(问项15、16、17、18、19、20、21),这7个问项中15、16、17是关于历史文化特性物质文化遗产维度积极影响的问项,18、19、20、21是关于历史文化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维度积极影响的问项,因此根据其共同性将其命名为“历史文化特性积极影响”,其方差贡献率为42.959%。公因子2包含2个变量(问项22、23),这两个问项是关于物质文化遗产消极影响的问项,因此根据其共同性将其命名为“物质文化遗产消极影响”,其方差贡献率为16.289%。公因子3包含2个变量(问项25、26),这两个问项是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消极影响的问项,因此根据其共同性将其命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消极影响”,其方差贡献率为15.640%。

表7-19 空山天盆社区历史文化特性影响因子分析结果(N=204)

通过信度检验发现,因子1“历史文化特性积极影响”、因子2“物质文化遗产消极影响”、因子3“非物质文化遗产消极影响”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alpha)分别为0.919、0.726、0.650,根据信度检验标准,符合探索性因子分析的信度要求。

根据公式6.1和6.2计算出空山天盆社区居民对3个历史文化特性影响因子的感知强度依次为:因子1“历史文化特性积极影响”(均值=3.87)>因子2“物质文化遗产消极影响”(均值=3.43)>因子3“非物质文化遗产消极影响”(均值=3.02)。

(四)玉屏湖社区居民对历史文化特性影响感知强度的因子分析

根据KMO(Kaisex-Meyer-Olkin)值计算和Bartlett’s球形检验结果,玉屏湖社区调查数据的KMO值为0.745>0.7,显著性(p值)为0.000<0.001,说明变量间的相应矩阵不是单位矩阵,各变量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表7-20 玉屏湖社区历史文化特性影响KMO及巴特勒球形检验(N=219)

用主成分分析及方差极大正交旋转法,尝试提取4个或3个公因子,结果效果都不好,因此采用萃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方式浓缩变量数,旋转后得到特征值大于1的两个主要因子,其特征值分别为5.882和3.204,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5.717%,说明因子分析效果良好。

表7-21 玉屏湖社区历史文化特性影响因子方差解释(N=219)

其中公因子1包含7个变量(问项15、16、17、18、19、20、21),这7个问项中15、16、17是关于历史文化特性物质文化遗产维度积极影响的问项,18、19、20、21是关于历史文化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维度积极影响的问项,因此根据其共同性将其命名为“历史文化特性积极影响”,其方差贡献率为49.019%。公因子2包含5个变量(问项22、23、24、25、26),这5个问项全部是关于历史文化特性消极影响的问项,因此根据其共同性将其命名为“历史文化特性消极影响”,其方差贡献率为26.698%。

表7-22 玉屏湖社区历史文化特性影响因子分析结果(N=219)

通过信度检验发现,因子1“历史文化特性积极影响”、因子2“历史文化特性消极影响”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alpha)分别为0.966和0.845,根据信度检验标准,符合因子分析的信度要求。

根据公式6.1和6.2计算出玉屏湖社区居民对两个历史文化特性影响因子的感知强度依次为:因子1“历史文化特性积极影响”(均值=3.94)>因子2“历史文化特性消极影响”(均值=3.26)。

(五)不同乡村社区历史文化特性影响因子分析结果对比总结

根据本书研究主题概念体系及测量指标的设计,历史文化特性影响共设定了四个维度,即:物质文化遗产积极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极影响、物质文化遗产消极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消极影响。通过对整体样本和4个不同扶贫模式社区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后发现,整体样本和4个子样本都降至3个因子以下,其中白马王朗和玉屏湖均降为“历史文化特性积极影响”和“历史文化特性消极影响”两个维度,石椅羌寨消极影响降为1个维度“历史文化特性消极影响”,而整体样本和空山天盆积极影响降为1个维度即“历史文化特性积极影响”。在降维过程中五个样本总共剔除了1个问项,即问项24。

表7-23 历史文化特性影响因子分析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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