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特性影响感知包含了积极影响感知和消极影响感知，其中积极影响感知包含问项15～21共7项，消极影响感知包含问项22～26共5项。通过对整体样本中居民对历史文化特性影响感知的调查数据的统计发现，研究的4个全国旅游扶贫示范项目乡村社区居民对历史文化特性影响感知最强烈的是问项18“旅游扶贫后，村里的历史传说、历史故事等得到了更好的传承”（均值为4.02），该项为历史文化特性的积极影响。感知最不强烈的是问项25“旅游扶贫后，文字和语言受到影响”（均值为2.91），该项为历史文化特性的消极影响。
（一）历史文化特性积极影响感知的描述性统计
社区居民对历史文化特性积极影响的感知包括物质文化遗产维度的积极影响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维度的积极影响两个维度。其中物质文化遗产维度的积极影响包含问项15、16、17三项，感知最为强烈的是问项16“旅游扶贫后，村里的古庙、祠堂、民居等古建筑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均值为3.94）；其次是问项17“旅游扶贫后，村里的古树名木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均值为3.95）；最后是问项15“旅游扶贫后，村里的雕塑、碑刻、器具等文物得到了更好保护”（均值为3.81）。从物质文化遗产维度积极影响来看，整体均值都大于3.5，说明四个乡村社区对物质文化遗产维度的积极影响感知总体较强。非物质文化因遗产维度的积极影响包含问项18、19、20、21四项，感知最为强烈的是问项18“旅游扶贫后，村里的历史传说、历史故事等得到了更好的传承”（均值为4.02）；其次是问项19“旅游扶贫后，传统歌舞等表演艺术得到了更好的传承”（均值4.01）；再次是问项20“旅游扶贫后，传统手工艺得到了更好传承”（均值3.90）；最后是问项21“旅游扶贫后，传统医术得到了更好传承”（均值3.64），说明四个乡村社区居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维度的积极影响感知总体较强，均值全部大于3.5。
（二）历史文化特性消极影响感知的描述性统计
社区居民对历史文化特性消极影响的感知包括物质文化遗产维度的消极影响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维度的消极影响。其中物质文化遗产维度的消极影响包含问项22、23两项，感知较为强烈的是问项22“旅游扶贫后，复原和仿建的古建筑变多，‘假古董’影响了原有的历史真实性”（均值为3.7），感知不强烈的是问项23“旅游扶贫后，传统村落风貌发生了变化，融入了其他元素符号，削弱了文化原真性”（均值为3.45）。非物质文化遗产维度的消极影响包含问项24、25两项，两项感知均不强烈，其中问项24“旅游扶贫后，民俗活动表演性质更浓，失去了原有的氛围和意义”（均值为3.43）；问项25“旅游扶贫后，文字和语言受到影响”（均值2.91）。文化景观问项26“旅游扶贫后，梯田等文化景观遭到破坏”，该项感知不强烈，均值为3.07。
（三）历史文化特性影响感知描述性统计小结
从社区居民对旅游扶贫的历史文化特性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感知情况来看，总体呈现积极影响感知强烈，消极影响感知不强烈的特征。由此可以得出，旅游扶贫对四个乡村社区历史文化特性的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因此在这个维度上对地方性的影响也是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社区居民历史文化特性影响感知描述性统计的整体结果详见表7-1。
表7-1 整体样本历史文化特性影响感知描述性统计结果（N=820）
续表
二、整体样本历史文化特性影响感知因子分析
根据因子分析的前提条件,笔者对历史文化特性影响的12个变量进行了KMO（Kaisex-Meyer-Olkin）值计算和Bartlett’s球形检验，计算结果，详见表7-2，表明整体样本历史文化特性影响KMO值为0.836＞0.7，显著性（p值）为0.000＜0.001，说明变量间的相应矩阵不是单位矩阵，各变量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表7-2 整体样本历史文化特性影响KMO及巴特勒球形检验（N=820）
利用SPSS22.0统计工具对旅游扶贫历史文化特性影响的调查数据进行因子分析,以主成分分析及方差极大正交旋转法，萃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的方式来浓缩变量数。由于第一次方差极大正交旋转后得到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只有2个（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5.718%。为了能进一步反映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中的差异性因素，最好能够提取出4个公因子。因此笔者采取固定因子数量的方法尝试提取4个公因子，但效果不佳，最终以因子载荷0.45为筛选标准，尝试萃取3个公因子，结果显示因子分析效果良好。三个公因子特征值分别为4.872、2.448和1.399，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72.656%详见表7-3。
表7-3 整体样本历史文化特性影响因子总体方差解释（N=820）
其中公因子1包含7个变量（问项15、16、17、18、19、20、21），其中问项15、16、17是关于物质文化遗产维度积极影响的题项，问项18、19、20、21是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维度积极影响的题项，这两个维度都是对历史文化特性积极影响测量的维度，因此根据其共同性将其命名为“历史文化特性积极影响”，其方差贡献率为40.596%。公因子2包含2个变量（问项22、23），这两个问项均是关于历史文化特性物质文化遗产维度消极影响的问项，因此根据其共同性将其命名为“物质文化遗产消极影响”，其方差贡献率为20.403%。公因子3包含3个变量（问项24、25、26），这三个问项均是关于历史文化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维度消极影响的问项，因此根据其共同性将其命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消极影响”，其方差贡献率为11.657%，最终得到的因子分析结果见表7-4。
表7-4 整体样本历史文化特性影响感知因子分析结果（N=820）
通过信度检验发现,因子1（历史文化特性积极影响）、因子2（物质文化遗产消极影响）、因子3（非物质文化遗产消极影响）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alpha）分别为0.925、0.738、0.736，根据信度检验标准，符合信度要求。
通过对3个因子每一个因子的感知均值来比较社区居民对3个因子的感知差异。根据上一章公式6.1和6.2计算出旅游扶贫社区居民对3个历史文化特性影响因子的感知强度依次为：因子1历史文化特性积极影响（均值为3.89）＞因子2物质文化遗产消极影响（均值为3.51）＞因子3非物质文化遗产消极影响（均值为3.14）。可见，居民对历史文化特性积极影响感知最强，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消极影响感知最弱。(www.daowen.com)
三、整体样本基于不同人口特征的历史文化特性影响感知差异分析
根据公式
计算因子分析后不同居民对3个历史文化特性影响因子的感知均值。在此基础上对人口学特征感知差异进行分析，其中“性别”和“是否参与旅游扶贫”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而“学历”“年龄”“职业”“年人均纯收入”采用单因素方差（ANOVA)分析。
（一）不同“性别”和“是否参与旅游”群体对历史文化特性影响感知t检验
通过对“性别”和“是否参与旅游”两个人口学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不同性别群体对历史文化特性影响的三个因子感知无显著差异，P值都＞0.05；参与旅游和未参与旅游两个群体对“历史文化积极影响”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消极影响”两个因子的感知不存在显著差异（P值均大于0.05），而对“物质文化遗产消极影响”的感知则存在显著差异，其P值=0.004＜0.05，通过均值对比发现，参与旅游经营（或从事旅游相关工作）的居民感知明显强于未参与旅游经营（或从事旅游相关工作）的居民群体。
表7-5 不同人口特征群体对历史文化特性影响感知t检验（N=820）
（二）不同学历、年龄、职业、收入群体的历史文化特性影响感知方差分析
对学历、年龄、职业和收入群体四个人口变量分别进行方差分析，首先对描述性统计量进行分析，然后进行方差齐性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最后针对组间差异显著（p＜0.05）的因子进行均值多重比较分析，如果方差齐性（p＞0.05），则用LSD值进行均值多重对比；如果方差不齐性（p＜0.05），则用Tamhane值进行多重对比。限于篇幅，本书分析中省略了方差分析的具体步骤，对方差分析结果进行整理后形成方差分析结果表（见表7-6）。
结果表明：不同学历群体对历史文化特性影响的三个因子感知均存在显著差异，通过Scheffe事后检验和比较均值发现，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群体对“历史文化特性积极影响”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消极影响”的感知明显强于其他群体。小学及以下学历群体对“物质文化遗产消极影响”感知明显强于其他群体。
不同年龄阶段群体对历史文化特性影响的三个因子感知均存在显著差异，通过Scheffe事后检验发现，45～64岁之间的居民对“历史文化特性积极影响”感知明显强于其他群体；65岁以上群体对“物质文化遗产消极影响”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消极影响”感知明显强于其他群体，而45～64岁群体对“物质文化遗产消极影响”感知明显弱于其他群体。这说明65岁以上老人与所生活乡村社区历史文化遗产相处时间较长，对历史文化遗产影响的整个过程感知时间也较长，因此对消极影响感知也最强。
不同职业群体对历史文化特性影响的三个因子感知均存在显著差异，通过Scheffe事后检验发现，公务员对“历史文化特性积极影响”“物质文化遗产消极影响”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消极影响”的感知都明显强于其他群体。而农民对“历史文化特性积极影响”“物质文化遗产消极影响”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消极影响”的感知也明显强于除公务员之外的其他职业群体。这说明公务员对所生活乡村社区历史文化遗产较为关注，而农民作为切身利益者，也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影响感知较为强烈。
不同收入群体对历史文化特性影响的三个因子感知均存在显著差异，通过Scheffe事后检验发现，人均年纯收入在6 001～10 000元的居民对“历史文化特性积极影响”感知明显强于其他收入群体；4 001～6 000元的居民对“物质文化遗产消极影响”感知明显强于其他群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消极影响”感知明显强于除2 856～4 000元之外的其他群体。2 856～4 000元群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消极影响”感知明显强于其他收入群体。可见，中低等收入群体（2 856～6 000元）群体对消极影响感知明显较强，中等收入群体（6 001～10 000元）对积极影响感知明显较强，而中高等收入群体（30 001～50 000）对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感知均明显偏弱。
表7-6 不同人口特征群体对历史文化特性影响感知方差分析（N=820）
续表
（三）整体样本人口学特征与历史文化特性影响感知关系分析结论
通过对整体样本人口学特征的历史文化特性影响感知差异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不同性别的居民对历史文化特性影响的感知不存在显著差异。
2.参与旅游经营（或从事旅游相关工作）的群体对“物质文化遗产消极影响”感知明显强于未参与群体。
3.最高学历（研究生）和最低学历（小学及以下）群体对历史文化特性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感知明显强于其他学历群体。
4.老年人（65岁以上）群体对历史文化特性消极影响感知明显强于其他年龄段群体，中年人（45～64岁）群体对历史文化特性积极影响感知明显强于其他年龄段群体。
5.公务员和农民对历史文化特性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感知都明显强于其他职业群体。
6.中低等收入（2 856～6 000元）群体对消极影响感知明显强于其他群体；中等收入（6 001～10 000元）群体对积极影响感知明显强于其他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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