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通过对四种不同旅游扶贫模式乡村社区自然地理特性影响感知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一、四个社区自然地理特性影响感知的共性结论

1.四个社区居民对14个测量问项感知最强的是“旅游扶贫后，栽植景观植物，环境更加优美了”，感知最弱的是“旅游扶贫后，外来物种对本地植物产生了影响”。

2.四个社区居民对旅游扶贫自然地理特性影响的共同感知因素有三个，包括“自然地理特性积极影响”“自然环境消极影响”和“地理空间消极影响”，其中对“自然地理特性积极影响”感知最强，其次是“自然环境消极影响”，对“地理空间消极影响”感知最弱，说明旅游扶贫对乡村社区自然地理特性的积极影响整体大于消极影响。

3.四个社区不同性别群体、不同学历群体、参与和未参与旅游群体对自然地理特性影响因素感知没有显著差异，说明性别、学历和是否参与旅游不会对自然地理特性影响感知产生影响。

4.四个社区不同年龄、职业和收入群体对自然地理特性影响感知存在显著差异。

（1）中青年群体（25～64）对自然地理特性积极影响感知最强，青少年群体（16～24）对自然地理特性消极影响感知最强。

（2）教师对自然地理特性积极影响感知最强，公务员和农民对自然地理特性消极影响感知最强。

（3）中低收入人群（人均年纯收入4 001～6 000元）对“自然地理特性积极影响”和“自然环境消极影响”感知都最强，中高收入群体（人均年纯收入3万元以上）对自然地理特性消极影响感知最弱。(www.daowen.com)

二、四个社区自然地理特性影响感知的差异性结论

1.基于不同扶贫模式社区之间的感知差异对比分析得出：“公司+农户”型扶贫社区（玉屏湖乡村社区）对“自然地理特性积极影响”和“地理空间消极影响”的感知明显比其他社区强；“景区带村”型扶贫社区（白马王朗）对“自然环境消极影响”感知明显比其他社区强。

2.基于不同扶贫模式社区内的感知差异对比分析得出：四个社区居民对自然地理特性影响感知的因子在符合共同特征基础上也各有差异。

（1）“公司+农户”型（玉屏湖）社区因子分析与整体样本一致，其感知强度次序为“自然地理特性积极影响”最强，“地理空间消极影响”次之，“自然环境消极影响”最弱。

（2）“景区带村”型（白马王朗）社区在共同因子基础上将“自然环境消极影响”和“地理空间消极影响”聚合成一个因子即“自然地理特性消极影响”，其感知次序为“自然地理特性积极影响”强于“自然地理特性消极影响”。

（3）“能人带户”型（石椅羌寨）社区在共同因子基础上对“自然地理特性积极影响”拆分为两个因子即“自然环境积极影响”和“地理空间积极影响”，其感知强度次序为：“自然环境积极影响”最强，“地理空间积极影响”次之，“自然环境消极影响”再次之，“地理空间消极影响”最弱。

（4）“合作社+农户”型（空山天盆）社区在共同因子基础上对消极影响因子重新进行聚合，形成了“地形及生物消极影响”和“物质及边界消极影响”，总体感知次序为：“自然地理特性积极影响”最强，“物质及边界消极影响”次之，“地形及生物消极影响”最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