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整体样本自然地理特性影响感知描述性统计分析

社区居民对自然地理特性影响感知的整体样本统计能够反映出居民对于自然地理特性影响各变量指标感知的强度差异。通过对整体样本中居民对自然地理特性影响感知的调查数据的统计发现，4个全国旅游扶贫示范项目乡村社区居民对自然地理特性影响感知最强烈的是问项4，即“旅游扶贫后，新修旅游道路，交通更加便捷了”，其均值为4.27。对自然地理特性影响感知最不强烈的是问项10，即“旅游扶贫后，外来物种对本地植物产生了影响”，其均值为2.88。从整体样本对自然地理特性影响感知情况来看，呈现出如下特征：即积极影响感知总体较为强烈，而消极影响感知总体不强烈。在关于自然地理特性影响的14个问项中，其中1～6项为积极影响，7～14项为消极影响，从统计结果来看，1～6项的均值均在3.7以上，其中有两项在4.0以上；而7～14项的均值除第8项均值为3.7外，其他7项均值均在3.5以下。

（一）自然地理特性积极影响感知的描述性统计

社区居民对自然地理特性积极影响的感知包括自然环境维度的积极影响和地理空间维度的积极影响。其中自然环境维度的积极影响包含问项1、2、3三项，感知最为强烈的是问项3“旅游扶贫后，栽植景观植物，环境更加优美了”，其均值为4.09；其次是问项2“旅游扶贫后，新建蓄水设施，饮水更加方便了”，均值为3.95；最后是问项1“旅游扶贫后，农药、化肥使用减少，土壤质量改良了”，均值为3.5，从自然环境维度积极影响来看，整体均值都大于3.5，说明四个乡村社区对自然环境维度的积极影响感知总体较强。地理空间维度的积极影响包含问项4、5、6三项，感知最为强烈的是问项4“旅游扶贫后，新修旅游道路，交通更加便捷了”（均值为4.27）；其次是问项5“旅游扶贫后，村内大门、广场、雕塑等标志物增多，景观更加优美了”（均值3.99）；最后是问项6“旅游扶贫后，统一规划，村子布局更加整齐有序了”（均值3.91），说明四个乡村社区居民对地理空间维度的积极影响感知也总体较强，均值均大于3.5。

（二）自然地理特性消极影响感知的描述性统计

社区居民对自然地理特性消极影响的感知也包括自然环境维度的消极影响和地理空间维度的消极影响。其中自然环境维度的消极影响包含问项7、8、9、10、11四项，感知较为强烈的只有问项8“旅游扶贫后，建筑变多，农田变少了”，均值为3.7，大于3.5，其余三项感知均不强烈，其中问项7“旅游扶贫后，污染增多，空气质量变差了”均值为3.1；问项9“旅游扶贫后，拦水坝、蓄水池增多，改变了水系的流向和流量，水质变差了”均值为3.05；问项10“旅游扶贫后，外来物种对本地植物产生了影响”均值为2.88，这三项均值均小于3.5，说明乡村社区居民对自然环境维度的消极影响整体感知不强烈。地理空间维度的消极影响包含问项12、13、14三项，这三项均值均小于3.5，说明社区居民对空间意向维度的消极影响整体感知不强烈，其中问项14“旅游扶贫后，村子与外界的界线更加明显了”均值为3.35；问项12“旅游扶贫后，村里有山丘、河沟被取平，原有地形遭到破坏”均值为3.28；问项13“旅游扶贫后，村子格局改变，传统‘风水’格局遭到破坏”均值为3.07。

（三）自然地理特性影响感知描述性统计小结

从社区居民对旅游扶贫的自然地理特性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感知情况来看，总体呈现积极影响感知强烈，消极影响感知不强烈的特征。由此可以得出，旅游扶贫对四个乡村社区自然地理特性的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因此在这个维度上对地方性的影响也是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社区居民自然地理特性影响感知描述性统计的整体结果详见表6-1。

二、整体样本自然地理特性影响感知因子分析

本章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对旅游扶贫所产生的自然地理特性影响做详细的调查统计分析，问卷中关于自然地理特性影响设计了比较多的变量,为了减少自然地理特性影响测量的变量，提高变量的代表性和综合性，对所考察的14个影响变量进行因子分析。

表6-1　整体样本自然地理特性影响感知描述性统计（N=820）

根据因子分析的前提条件,笔者对这部分变量进行了KMO（Kaisex-Meyer-Olkin）值计算和Bartlett’s球形检验，计算结果（详见表6-2）表明，整体样本自然地理特性影响KMO值为0.843＞0.7，显著性（p值）为0.000＜0.001，说明变量间的相应矩阵不是单位矩阵，各变量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表6-2　整体样本自然地理特性影响感知KMO值及巴特勒球形检验（N=820）

本书利用SPSS22.0统计工具对旅游扶贫自然地理特性影响的调查数据进行因子分析,以主成分分析及方差极大正交旋转法，萃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的方式来浓缩变量数。由于第一次方差极大正交旋转后得到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只有2个，累积方差贡献率只有57.619%，因子分析效果欠佳。根据本书研究需要，最好能提取4个公因子，因此笔者采取固定因子数量的方法尝试提取4个公因子，但效果不佳，最终以因子载荷系数0.45为筛选标准，提取3个公因子，在萃取后得到的旋转元件矩阵中，变量10在公因子2和公因子3上标准化因子载荷分别为0.540和0.501；变量11在公因子2和公因子3上标准化因子载荷分别为0.643和0.484；说明这两个变量效度不好，因此将变量10和变量11剔除后重新进行萃取，显示因子分析效果良好。三个公因子特征值分别为4.009、1.997和1.975，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6.509%（详见表6-3）。

表6-3　整体样本自然地理特性影响感知因子方差解释（N=820）

续表

其中公因子1包含6个变量（问项1、2、3、4、5、6），而问项1、2、3是关于自然环境维度积极影响的题项，问项4、5、6是关于地理空间维度积极影响的题项，这两个维度都是对自然地理特性测量的维度，因此根据其共同性将其命名为“自然地理特性积极影响”，其方差贡献率为33.406%。公因子2包含3个变量（问项12、13、14），而这三个问项均是关于自然地理特性地理空间维度消极影响的问项，因此根据其共同性命名为“地理空间消极影响”，其方差贡献率为16.645%。公因子3包含3个变量（问项7、8、9），这三个问项均是关于自然地理特性自然环境维度消极影响的问项，因此根据其共同向命名为“自然环境消极影响”，其方差贡献率为16.458，因子分析结果见表6-4。

表6-4　整体样本自然地理特性影响感知因子分析结果

续表

通过信度检验发现，因子1（自然地理特性积极影响）、因子2（地理空间消极影响）、因子3（自然环境消极影响）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alpha）分别为0.895、0.731、0.726，根据信度检验标准，符合信度要求。

通过对3个因子每一个因子的感知均值来比较社区居民对3个因子的感知差异。每一个因子的感知均值采用下述公式计算（该公式主要适用于均值大于3的因子，其他情况根据3-Pj的绝对值的大小来判定感知的强烈程度）：

公式6.1：

(www.daowen.com)

公式6.2：

式中：Pj代表全体被调查社区居民对第j个自然地理特性影响因子感知均值；N代表全体被调查社区居民的总人数；Pni代表第n个被调查居民对第i个自然地理特性影响因子感知强度；Pnij代表第n个被调查居民对第i个自然地理特性影响因子中第j个影响指标的感知得分；K代表第i个影响因子所包含的自然地理特性影响指标个数。

根据公式6.1和6.2计算出旅游扶贫社区居民对3个自然地理特性影响因子的感知强度依次为：因子1自然地理特性积极影响（均值为3.99）大于因子3自然环境消极影响（均值为3.29）大于因子2地理空间消极影响（均值为3.23）。可见，居民对自然地理特性积极影响感知最强，而对地理空间消极影响感知最弱。

三、整体样本基于人口特征的自然地理特性影响感知差异分析

根据公式6.2计算因子分析后不同居民对三个自然地理特性影响因子的感知均值（后同）。在此基础上对人口学特征感知差异进行分析，其中“性别”和“是否参与旅游扶贫”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而“学历”“年龄”“职业”“年人均纯收入”采用单因素方差（ANOVA)分析。

（一）不同“性别”和“是否参与旅游”群体对自然地理特性影响感知t检验

通过对“性别”和“是否参与旅游”两个人口学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不同性别群体对自然地理特性影响的三个因子感知无显著差异，P值都大于0.05；而参与旅游和未参与旅游两个群体对自然地理特性影响的三个因子感知也无显著差异，P值也都大于0.05，详细结果见表6-5。

表6-5　不同人口特征群体自然地理特性影响感知t检验（N=820）

注：①——表示差异不明显。

（二）不同学历、年龄、职业、收入群体对自然地理特性影响感知方差分析

对学历、年龄、职业和收入群体四个人口变量分别进行方差分析，首先对描述性统计量进行分析，然后进行方差齐性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最后针对组间差异显著（p＜0.05）的因子进行均值多重比较分析，如果方差齐性（p＞0.05），则用LSD值进行均值多重对比；如果方差不齐性（p＜0.05），则用Tamhane值进行多重对比。限于篇幅，本书分析中省略了方差分析的具体步骤，对方差分析结果进行整理后形成方差分析结果表，见表6-6。

表6-6　不同人口特征群体自然地理特性影响感知方差分析结果（N=820）

续表

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学历群体对自然地理特性积极影响感知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对“自然环境消极影响”（F值6.252，P值0.000）和“地理空间消极影响”（F值5.982，P值0.000）均存在显著差异，通过Scheffe事后检验发现，学历在小学以下的居民对“自然环境消极影响”感知明显高于其他学历群体，而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居民对“地理空间消极影响”的感知明显高于其他学历群体。

不同年龄阶段群体对自然地理特性影响的三个因子感知均存在显著差异，通过Scheffe事后检验和比较均值发现，年龄段在45～64岁的居民和年龄段在25～44岁的居民群体对“自然地理特性积极影响”的感知明显强于其他年龄段；16～24岁的居民对“自然环境消极影响”感知和“地理空间消极影响”的感知明显强于其他年龄段；65岁以上年龄段群体对“地理空间消极影响”感知明显弱于其他年龄段。

不同职业群体对自然地理特性影响的三个因子感知均存在显著差异，通过Scheffe事后检验和比较均值发现，教师对“自然地理特性积极影响”感知强度明显高于学生群体，而学生群体对“自然地理特性积极影响”的感知明显弱于其他群体；公务员对“自然环境消极影响”的感知明显强于个体户，个体户对“自然环境消极影响”的感知明显弱于其他群体；农民对“地理空间消极影响”的感知明显强于其他群体；

不同收入群体对自然地理特性影响的三个因子感知均存在显著差异，通过Scheffe事后检验发现，人均年纯收入在4 001～6 000元的居民对“自然地理特性积极影响”和“自然环境消极影响”的感知明显强于其他收入群体。而人均年纯收入在30 001～50 000元的居民则对“自然环境消极影响”和“地理空间消极影响”的感知明显弱于其他收入群体，50 000元以上的居民对消极影响的感知也相对较弱。

（三）整体样本人口学特征与自然地理特性影响感知关系分析结论

通过对整体样本人口学特征的自然地理特性影响感知差异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不同性别的居民对自然地理特性影响的感知不存在显著差异。

2.参与旅游经营（或从事旅游相关工作）群体和未参与群体对自然地理特性影响感知不存在显著差异。

3.不同学历居民对自然地理特性消极影响感知呈两头强，中间弱的趋势，小学及以下学历和研究生以上学历群体对自然地理特性消极影响感知明显比其他群体强。

4.青少年群体（16～24岁）对自然地理特性的消极影响感知明显比其他群体强，中青年群体（25～64岁）对自然地理特性积极影响感知明显比其他群体强，老年群体（65岁以上）对自然地理特性影响感知明显比其他群体弱。

5.教师和公务员对自然地理特性积极影响感知明显比其他群体强，农民对自然地理特性消极影响感知明显比其他群体强；个体户对消极影响感知明显比其他群体弱。

6.人均年纯收入在4 001～6 000元的居民群体对自然地理特性影响感知明显比其他收入群体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