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外关于地方性影响及地方感的研究综述

国外关于地方性影响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地方性影响的对比研究，也即随着全球化、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加快而围绕“placelessness”（地方消弭）以及“non-place”（无地方性）等展开的研究；另一类是从主体感知的视角研究地方性的影响。

（一）国外基于地方消弭和无地方性角度对地方性影响的研究

1.非旅游领域的地方消弭（placelessness）和无地方性（non-place）

国外非旅游领域的地方消弭和无地方性的研究主要基于两种尺度，一种是宏观尺度，针对某个地区或国家，另一种是中、微观尺度，针对公共活动场所如机场、购物场所、图书馆等。

针对国家和地区的无地方性进行研究的包括：Kawash S（2003）研究了战争对巴勒斯坦的地方性造成的影响，他认为“除了恐怖分子的幽灵以外任何形式的巴勒斯坦‘失踪’现象都是‘无地方性’形成的效应，无地方的身体会被迫消失”。而这种无地方性表现在“他们身份的脆弱性，没有地球上其他地方准备承认他们或允许他们的进入要求，飞机，机场，边境检查站之间的难民营，这些都是对应于巴勒斯坦人无身份的‘无地方性’场所”^[121]。Havemann P（2005）以否认，现代性和排斥对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地方性造成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作者分别从法律制定、自杀、流浪、出身等角度进行了分析，并得出结论“土著居民只拥有传统上使用他们的土地或海洋国家的权利，而法律的制定是维持秩序建设者规范制度的完整性，在这种制度下，一些精英的土著居民有自己的空间。而其余的则是无空间无地方的，并且经常无家可归，这些人使用集体自我描述，如‘parkies’和‘long grassers’（长草）。这些标签告诉我们他们的选择:也许他们寻求一个非现代的地方的生活与共享的社会”^[122]。Richard M D（2016）讨论了撒哈拉以南夸祖鲁——纳塔尔南部非洲地区与马拉维形成的交换连接地区，“描述了海外交流和入侵，通过暗示和讨论帝国主义者和基督教传教士，以及当地白色定居者与当地居民交织在一起形成的不同群体的社区。大规模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其他变化在一个基本层面上得到调整和整合，使行为模式，甚至概念化存在的方式都发生了改变，但不是均匀的。由于经济差距和班达政权，马拉维人民的地方性与邻近领土形成鲜明对比”^[123]。可以看出，地方性消弭和无地方性对当今全球社会发展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这也正是地方性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针对城市空间及公共场所如机场、购物场所、学校、图书馆等，学者们提出，全球化，商业化和大众传播已经使城市空间的文化和地理趋于一致，一种被称为无地方性的现象产生，这意味着这些空间和场所丧失了局部意义和完整性（Merriman 2004;Webber 1964）。城市旅游空间中的购物中心通常被认为是无地方性的（Goss，1999;Gottdiener，1986;Voyce，2006）。虽然他们的工作重点不同，但大多数学者认为，购物中心不传播地方，而是为商场用户，包括游客提供均匀和无差别的体验。Rowley J（1999）对机场的无地方性进行了研究，他提出“机场出发休息室的经验主要取决于物理环境和为客户提供的设施，根据几个方面对这种环境进行分析：服务形式和氛围，零售店的范围及其产品范围，营销信息和沟通以及客户体验，以此来探索旅行者的经验是永恒的和无地方性的”。“在这样的出发休息室中，旅行者不仅交互最小，而且具有无地方感的同一性”^[124]。以此说明在机场这种公共场所是无地方性的。Kinder F（2011）针对科罗拉多大学的大学村进行了研究，“探索了一个充满创意的项目如何演变成了不受学生欢迎且无法成为热闹的目的地的汽车购物中心的原因，得出的结论是，放松管制的政治文化造成了永久的无地方性并创造了一个对当地特点或替代愿景不敏感的通用景观”^[125]。

总体来看，地方消弭和无地方性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国家地区，小到关乎每个人日常生活的各种场所。而大部分的地方消弭是由外界环境或外部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如战争、土地掠夺、文化入侵等，这种影响对生活在其中的原住民产生了很大的负面效应。而另外一种地方消弭或无地方性是由于其自身的属性所决定的，如机场等场所，这种场所的无地方性是不会对使用它的人产生不利影响的，甚至相反。

2.旅游领域的地方消弭和无地方性

在国外关于旅游领域的地方消弭和无地方性也有较多研究，特别是Relph（1976）提出“旅游业是造成无地方性的最有影响力的来源之一，表明旅游景观是为外来者：即观众，路人和消费者设计的其他导向型建筑”^[126]。此后，旅游学者采纳了这一概念，他们引用了许多旅游景点，如迪斯尼乐园（Warren，1999）和大多数城市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购物中心（Thrift，1997）作为无地方性的例子。一般来说，采用这种分类的理由是，这些地方不反映地方特征，而是代表封闭空间内的现代化和虚幻的环境，为游客创造无地方性的体验。此外，随着虚拟现实等技术的逐渐兴起，其在旅游领域的运用也越来越广泛，虚拟旅游也逐渐兴起，而关于这种形式的旅游也有学者逐渐开始探索其对于一个旅游景区或旅游目的地的地方性影响。

（二）国外基于主体感知（地方感）的地方性影响研究

国外基于主体感知的地方性影响研究一般都是通过对地方感的调查研究而展开的，因此也可以看成是针对地方感的研究。

1.非旅游领域的地方性（地方感）影响研究

Phillips J等（2012）研究了陌生环境对老年人的地方性感知影响。他将老年人对其生活环境（特别是地方附着和老龄化）的依赖建立在对地方熟悉的假设之上，提出“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经历不熟悉的环境，如通过旅行作为游客到其他城镇和城市，或建城镇中心进行了重建，从而导致认知衰退，原来熟悉的环境和人变得不熟悉”。最后通过研究得出结论“即使在不熟悉的环境中，老年人也可以通过美学和环境的可用性以及通过共享记忆来发展对地方的感知”^[127]。该研究表明地方感和地方依附是可以重构的。Hallak R（2015）等通过研究居民地方身份（与他们居住的城镇的身份感）与企业家自我效能（作为企业家的能力的信念）之间的关系，最后得出结论“地方身份与企业家自我效能正相关，自我效能是男性和女性企业家的绩效的直接驱动力，反之亦然”^[128]，证明外部群体如企业家对居民的地方感有显著影响。Anton C E等（2014）对居住在西澳大利亚州西南部的农村和城市地区的600名参与者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居民的居住地对居民地方认同有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的地方认同感高于城市居民的地方认同感”^[129]，说明居住地对居民的地方感有较明显的影响。Hay R（1998）对发展语境中的地方感进行了研究，“地方感发展中的顺序阶段对那些在这个地方养育并且度过大部分生活的人最明显：初有地方感（儿童到青少年）；有一定的地方感（早到中期成年）；很有地方感（成年中期到老年）”^[130]。这说明年龄阶段对地方感也有较大的影响。

2.旅游领域的地方性（地方感）影响研究

Derrett R（2003）对新南威尔士州北部河流地区的四个社区文化节日进行了观察研究，探讨了社区地方感如何与节日活动相关联，最后得出结论“作为一种旅游方式，在三种状态下体现了节日对他们地方感的影响：一是在具体，安全的环境中组织包容性活动来庆祝地方感；二是节日为社区接待游客提供了一种工具，并分享了这些活动，成为共同的地方感；三是节日是社区身份的外在表现，并提供了地方和人民的独特标识符”^[131]。Farnum J（2005）对地方意识在自然资源的娱乐和旅游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132]。Bricker K（2009）对斐济发展旅游后的地方感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居民重视斐济村庄和生活方式，与传统相关的文化和历史，以及新技术及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他们还谈到保护物理环境对于继续保持其传统和生活方式以及对旅游业的重要性”^[133]。Sullivan L E等（2010）对纽约哈德逊河谷三个社区的居民进行了地方感影响研究，“数据分析发现，地方感的力量随着时间而变化，以及与地方相关联的含义和值而变化，改变地方的旅游扶贫建议可能会改变其地方性”^[134]。Campbell R B（2011）探索了人，音乐和“地方感”之间的潜在联系，结果发现“宗教，政治和体育事件的背景下，人、音乐和地方感之间存在明显的联系。城市中基于音乐的旅游以及与类型相关的变量和场所特定信息有助于个人的决策”^[135]。Jepson D（2015）通过对英国湖区的农村游客进行深入访谈，探讨了“地方感与更深层次的情感体验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参与农村旅游可能诱发精神或情绪反应。研究表明，所有受访者都认为对湖区有着强烈的依赖；不管他们对精神的开放性，从事乡村旅游活动，都为所有受访者带来了感情丰富的经历，这种经历的描述/解释是由个人的‘信念’决定的”^[136]。Cheung L T O等（2016）研究了地方意识对居民参与旅游相关业务的作用，调查结果显示“地方感在鼓励迁出居民及其后代返回和参与旅游业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强烈的地方感的旅游相关企业的运营商，无论是当地居民还是外部人，都有助于维护社区文化和促进可持续的旅游业发展”^[137]。

总体来看国外关于地方性影响的感知研究已经非常成熟，研究的角度也较多，涉及节日、时间、居住地、音乐、某个特定景观或事物（如湖区）、成长阶段、对地方的熟悉程度等，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或某种意义上影响着一个地方的地方性，而这种地方性最后通过地方感被居民及外来者所感知。

二、国内关于地方性影响及地方感的研究综述

（一）国内关于地方性影响的研究综述(www.daowen.com)

国内关于地方性影响的研究主要是从近几年开始的，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关于地方性影响主要从两个角度展开，一个角度是直接研究外界因素对地方性造成的影响或冲突；另一个角度则是从如何消除不利的地方性影响角度展开，探讨如何构建一个地方的地方性。

1.国内关于地方性直接影响的研究

汪芳,李薇,PROMINSKI Martin等（2014）以2014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城镇化和地方性：凸显场地特质的可持续规划设计策略”中德双边研讨会综述为基础，探讨了城镇化和地方性的新冲突。提出了当前国内人地关系的主要矛盾：一是土地供需矛盾；二是‘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直接带来或加剧环境、交通、人口、能源等方面的‘城市病’，历史城镇和历史街区在快速城镇化的浪潮中无可避免地受到极大冲击；三是乡村的衰落引发了土地流失、农村空心化等‘乡村病’，‘特色危机’成为共性问题，传统建筑受到全球“文化趋同”的影响丧失了地方性与认同感^[138]。而这一综述基本反映了目前国内地方性影响的几个主要的方面，旅游扶贫当然也会在这三个方面造成不同程度或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唐顺英,殷秀梅（2014）以山东曲阜为例，探讨了游记对旅游地的地方性产生的影响，分析了“游记对地方性元素（实体要素和社会文化要素）的再现”，并提出游记对地方性塑造的两方面影响：“成为地方营销的重要手段，为旅游地开发与管理提供借鉴”^[139]。孔翔,陈丹（2016）以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研究了城郊开发区建设对东道区域地方性消解的影响，该研究从城郊开发区建设投资机制入手，认为城郊开发区是资本主导下的空间生产过程，“这必然会导致东道区域的地方性发生显著变化，物质环境无特色、居民地方感薄弱、地方性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而通过实地调研也证明了这一点，结果表明“当地居民对地方性的变化比较敏感，对经济开发区这一新的空间缺乏深厚的认同和情感”^[140]。姜辽,苏勤（2016）基于周庄的多案例考察研究了旅游对古镇地方性的影响，选择了能代表周庄旅游发展不同阶段和不同类型的游憩场所，以居民、旅游从业者、游客以及旅游管理者为访谈对象，分析了周庄古镇地方性多样化建构的过程，最终得出影响旅游古镇地方性的三大作用力，即资本、文化知识和民俗生活。“资本权力是空间生产的主要动力，也是地方性形成的物质基础；文化知识影响了社会空间的氛围，进而影响了地方性；民俗生活属于社会文化层面的软实力，发自内心的民俗活动促进了睦邻友好和相互交流”^[141]。熊剑平,余意峰,龚晶等（2015）以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研究了目的地熟悉度对民族地区旅游者地方性感知的影响，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表明，民族地区地方性可分为自然旅游环境、人文旅游环境、民俗文化遗存和地方民风特质四个维度。同时按照旅游者对目的地的熟悉程度，将旅游者分为低熟悉度、中熟悉度和高熟悉度三组，通过交叉分析比较得出不同熟悉度的旅游者在民族地区地方性不同维度的感知差异^[142]。

可见，国内关于地方性直接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新型城镇化和城市化进程对地方性造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人地矛盾、城市病和乡村病以及原住民和东道区的地方感流失；另一方面是旅游（业）对地方性造成的影响，包括旅游扶贫机制（如资本权利）、利益相关者（游客、居民、管理者等）对地方性的影响。而旅游扶贫恰好兼具了旅游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两方面的特点，因此对其地方性影响的研究也显得尤为重要。

2.国内关于减少或消除地方性影响的研究——建构与重构

丁新军，阙维民，孙怡（2014）以英国曼彻斯特凯瑟菲尔德城市遗产公园为例，对“地方性”与城市工业遗产的适应性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消除地方性影响的方法，即“形态上突出标志‘地方性’的地标性建筑、运河与仓库；可视性上的‘地方性’突出互动交往过程的分析；功能植入上突出‘地方性’融入多元主体的文化诉求和新生生活方式；形象与意义利用上突出‘地方性’建立在对工业建筑特征欣赏和认同上；环境意识上突出‘地方性’的‘工业自然’理念及其对可持续运营的作用”^[143]。陈霄（2014）以湖南凤凰古城为例研究了酒吧与旅游古镇地方性的建构的过程，即：酒吧起初是由游客产生，游客消费的空间，其某些文化行为（绘画、音乐、阅读等）使得古镇叠加了现代文化的地方性；后来随着大众游客、组团游客的不断增多，游客更关心听觉、嗅觉等身体感觉以及喝醉的放纵感；最后由于漫步的停步与放纵同时汇聚于酒吧，使得酒吧融入了古镇的地方性^[144]，该研究实际上较为完整和生动地分析了地方性形成及变迁的整个过程，对于有针对性消除消极性影响有较大的借鉴意义。陆邵明（2015）对城镇景观重构中的全球性与地方性的耦合路径与其界面进行了研究，提出“要从客体要素、路径、策略、原则、主体等角度，将微观、中观和宏观三层‘界面’上下协同推进耦合，才能有效打破‘全球性’（现代元素）与‘地方性’（传统文化）对立的二元思维模式，促进城镇地方特色的可持续发展”^[145]。高权、钱俊希（2016）以广州猎德村为例，对“情感转向”视角下地方性重构进行了研究，并得出结论“情感是地方性建构的重要维度；在地方性重构过程中，情感可以被操作、管理，甚至可以服务于商业和政治的目的；基于资本营销的地方性与基于日常生活经验和情感的地方性在不平等的权力结构下具有内在的冲突性”^[146]。此外、胡宪洋，白凯（2015）^[147]以及钱俊希，杨槿，朱竑（2015）^[148]等对游客及藏漂群体的地方性身份建构进行了研究。

总之，国内目前关于地方性影响的研究是地方性研究的一个热点，关于其影响机制、影响路径、影响效果及感知等都是新的研究方向，而关于旅游扶贫的地方性影响目前还没有涉及，因此本书研究将新型城镇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对地方性影响的研究和旅游地方性影响的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这将为研究地方性影响提供新的路径。

（二）国内关于地方感的研究综述

国内关于地方感的研究已经非常成熟了，目前来看关于地方感的研究大部分都是与旅游有关，本书针对国内旅游业中的地方感研究做如下梳理：

1.关于旅游者地方感的研究

旅游者地方感的研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针对地方感认知的研究，如汪芳等（2009）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对游客的地方感认知进行了研究，得出结论“游客年龄、教育程度和遥距感知水平等都对地方的感认知有一定程度的影响”^[149]。谢涤湘等（2014）以广州荔枝湾涌为例，研究了历史文化街区游客的地方感特征，发现“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年龄的增长，游客更为关注景区的社会人文环境和景区给予的情感体验；逗留的时间越长，则对景区环境的评价越低；随着客源地距离的增加，游客的地方依恋也会逐渐下降”^[150]。另一类是针对地方感对旅游者行为和态度的影响研究，如唐文跃（2011）通过构建结构模型研究了九寨沟旅游者的地方感对景区资源保护态度的影响，并得出结论“旅游者的资源保护态度直接受其对九寨沟的情感依恋的影响；对自然景观资源的感知评价是影响旅游者的资源保护态度的主要因素；感知体验水平越高的旅游者,对资源保护的重要性的认同程度也越高”^[151]。孙上茜等（2013）以九寨沟为例用定量方法研究了旅游者地方感对支付意愿的影响，得出结论“游客的体验及情感联系构成了对旅游地的地方感，游客的地方感和价格感知对支付意愿有着显著影响，从而影响资源价值的衡量”^[152]。

2.关于居民地方感的研究

关于居民地方感的研究分为三类，一类是居民对地方感的认知和评价研究，如张敏等（2013）研究了北京市居民对历史地段的地方感认知，得出“不同类型历史地段在地方依恋、地方认同方面有显著差异。对皇家御用类历史地段的地方感评价最高，对住宅建筑类历史地段的评价最低”^[153]。第二类是居民的地方感对其支持行为的影响研究，如许振晓，张捷（2009）等以九寨沟旅游核心社区为例，研究了居民地方感对区域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影响，得出结论“地方感对获益感知的作用远大于成本感知，居民感知到获益有助于他们对当地旅游发展持更积极态度，而成本感知则会产生消极影响”^[154]。范莉娜等（2016）研究了社会资本和地方感对居民支持度的影响，得出结论“居民受教育程度、参与旅游经营活动、拥有的社会资本、对民族村寨的地方感都会对其支持态度产生积极影响”^[155]。第三类是居民对地方性影响的感知或外界因素对居民地方感的影响研究，如尹立杰等（2012）以安徽省天堂寨为例，从地方感的视角研究了乡村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得出结论“社区旅游发展的总体程度（正面和负面，积极和消极，成本和收益）是对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156]。陈亚颦、徐丽娇（2013）对西双版纳傣族社区居民地方感变化进行了研究，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新文化因子的不断移入，傣族居民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终导致原始文化对地方感的重构”^[157]。

3.关于旅游从业者的地方感研究

蔡晓梅等（2012）以广州味道云南食府为例，研究了情境主题餐厅员工的地方感形成原因及其特征，结果表明“员工对情境主题餐厅存在强烈的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对主题餐厅所处城市存在地方依赖，而对餐厅以外的城市空间不存在地方认同”^[158]。孔翔等（2015）以黄山市屯溪老街为例，对历史文化商业街经营者的地方感进行了研究，发现“受到学历和经历等的影响，老街经营者的地方感大多处于较低层次，缺少以对地方本质认识为基础的内在情感”^[159]。

4.地方感的研究方法

目前，国内学者关于地方感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定量研究方法，用量表对地方感进行测量，比较有代表性的量表是Williiams所开发的旅游依恋量表，包括地方依赖与地方认同两个维度，地方依赖包括10个项目，地方认同包括11个项目。也有的学者如王世超（2011）等提出了不同目标群体的测量量表，包括地方熟悉感、地方归属感、地方认同感、地方依赖感和地方根深蒂固感五个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