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旅游扶贫模式研究综述

（一）国外关于旅游扶贫模式的研究综述

国外关于旅游扶贫模式的研究主要是基于“PPT”战略和“ST-EP”战略的基础上展开的，两种主要的战略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旅游扶贫模式。而关于这两种模式的研究主要基于实践研究，针对不同的实践案例提出相应的策略和措施。

1.PPT/T&PR实践模式

在PPT项目系列报告中对其实践模式不断总结，具有普适性的是2001年报告中的实践模式，基于非洲、亚洲和南美洲五个实践案例的研究总结出^[59]：（1）侧重于经济效益的扶贫模式：a.为穷人扩大商业机会：小企业，特别是非正规部门，往往为穷人提供最大的机会。b.扩大穷人的就业机会：非技术性工作是穷人所追捧的。c.提高集体福利：来自旅游业的集体社区收入可以成为新的收入来源，并且可以远远超越直接收入者的利益。（2）侧重于非经济效应的扶贫模式：a.能力建设，培训和赋权：穷人通常缺乏利用旅游业机会的技能和知识。b.减轻旅游业对穷人的环境影响：旅游业可能导致穷人流离其土地和/或穷人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的退化。c.解决旅游的社会和文化影响：游客的行为，如摄影和西方习惯，往往被视为文化入侵。（3）侧重于政策/流程改革的扶贫模式：a.建立一个更加支持性的政策和规划框架：许多政府将旅游业视为一种手段，用于创造外汇而不是解决贫困问题。政策框架可以阻止PPT的进展，需要改革。b.促进参与：穷人通常被排除在决策过程和机构之外，使得他们的优先事项不太可能反映在决策中。c.将私营部门纳入PPT伙伴关系：地方驱动的旅游企业可能需要投入以发展技能，营销链接和商业知识^[60]。此外，针对一些地区的PPT实践个案，学者们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实施路径，如：Ashley C.（2006）提出：“ppt应包括许多不同类型的干预措施”^[61]，并以老挝为例寻求为贫困人口释放机会的三个主要途径：“增加从老挝农民到餐馆的新鲜水果和蔬菜供应（替代进口）；增加用于手工业生产的老挝丝绸和棉花供应（替代进口）；重新改造农村产品，增加旅游时间和支出”。

2.ST-EP/T&PA实践模式

关于ST-EP/T&PA实践模式在世界旅游组织发布的“旅游与扶贫”系列报告中进行了总结，较为全面的是2006年的报告^[62]，基于27个案例（其中11个选自美洲主要在南美洲、7个选自非洲、3个选自亚太、2个选自中东、1个选自欧洲）研究，案例类型涉及：农村或农业旅游项目、基于社区的酒店、餐厅或生态旅馆、旅游业微型企业家网络、社区旅游经营者、公园或保护区、指导培训计划、基于旅游业的区域发展项目及工艺品开发计划等8种类别。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各案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措施：

（1）针对区位孤立和缺乏可达性的地区：将大领土分为较小的区域，以便于项目的管理。通过安装发电机，优化电力消耗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克服电源的问题，已尽可能在当地采购投入品和替代原材料。

（2）针对缺乏对旅游基本认识的地区：实施参与过程，使当地社区和微型企业家参与旅游规划和发展，设立方案，以便使旅游业与其他传统活动相兼容。

（3）针对居民缺乏工作技能的地区：努力培训当地工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可以替代外部工作人员。

（4）针对地方政府不愿开展社区旅游的地区：组织定期会议，并建立一个协商一致的建立计划。

（5）针对市场营销乏力的地区：努力提高服务质量，在国内和国际旅游市场定位旅游产品，设立了自己的旅行社，以便他们可以控制旅游团体。

（6）针对村在利益冲突的地区：建立一个允许独立调解人干预的冲突管理系统。

（二）国内关于旅游扶贫模式的研究综述

1.国内旅游扶贫模式最早提出及类型

国内关于旅游扶贫模式的最早研究和归纳来自于湖北省旅游局等^[63]（2002）单位，他们基于湖北省旅游扶贫的调查，总结出了四种有代表性的旅游扶贫模式，即政府主导模式、景区带动模式、农旅结合（亦农亦旅）模式以及移民迁置模式。

2.国内成熟型旅游扶贫模式的归纳总结

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们根据各自研究地域的特点，对国内不同地域旅游扶贫模式进行了总结和归纳，胡锡茹^[64]（2003）将云南旅游扶贫模式归纳为:生态旅游扶贫模式、民族文化旅游扶贫模式和边境旅游扶贫模式三种。李柏槐^[65]（2007）将四川旅游扶贫模式总结为“农家乐”旅游扶贫、现代农业产业化旅游扶贫、特色文化旅游扶贫和景区依托开发扶贫四种。况学东^[66]（2008）将广西百色旅游扶贫模式归纳为生态旅游扶贫、民族文化旅游扶贫、边境旅游扶贫、红色旅游扶贫和古遗址旅游扶贫。国家旅游局在2016年8月11日发布的《国家旅游局关于公布全国旅游扶贫示范项目名单的通知》中将旅游扶贫示范项目归纳为“景区带村”型、“能人带户”型、“公司+农户”型、“合作社+农户”型四种模式^[67]，相比之下，国家旅游局关于旅游扶贫示范项目归纳的四种模式更具有针对性，明确了扶贫主体和参与方式，对今后旅游扶贫开发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3.国内创新型旅游扶贫模式的探索

此外，更多的学者从探索创新的角度，通过多种研究手段和方法，对旅游扶贫模式展开了研究。李国平^[68]（2005）提出了广东旅游扶贫的立体化模式，强调全方位协作部门、多元化扶贫手段、多层面参与主体。陈勇,徐小燕（2005）基于PPT项目的融资方式提出BOT模式^[69]，对旅游扶贫融资渠道进行了探讨。丁焕峰（2006）提出社区参与旅游扶贫模式^[70]，突出了社区在旅游扶贫中的地位。李佳等（2009）针对三江源地区，通过定量分析资源与贫困度的组合情况，将三江源地区旅游扶贫模式总结为：资高贫低区旅游扶贫辅助模式为政企合作、双高区旅游扶贫辅助模式为项目推动、双低区旅游扶贫辅助模式为产业联动、资低贫高区旅游扶贫辅助模式为大区带动^[71]。李志勇（2013）基于欠发达地区资源禀赋的基础上，通过资源与产业化潜力作为衡量维度，提出资源丰富、产业化潜力大的地区可采取特色旅游城市群建设模式、旅游综合功能区建设模式、旅游推动的特色城镇化模式和公益旅游和扶贫搬迁结合模式；资源单一、产业化潜力有限的地区可采用旅游扶贫带动新型商贸城镇建设模式、旅游品牌带动新型商贸城镇建设模式、特色城镇化与扶贫搬迁结合模式以及资源保护与扶贫搬迁结合模式^[72]。邸明慧等（2015）基于资源价值评价和产业聚集程度评价，将河北省环津京冀贫困县旅游扶贫模式分为核心企业主导模式、政策性项目拉动模式、产业互动发展模式、大区带动发展模式^[73]。杨德进等（2016）根据负责任旅游扶贫的特点，提出民族地区负责任旅游者驱动模式和社会型旅游企业带动模式两种。龚艳等（2016）提出有限政府主导型旅游扶贫开发模式^[74]，即“政府引导、企业投资、市场调节、社会参与”的整合模式，而非政府包揽一切的模式。

4.国内旅游扶贫模式研究述评

从国内关于旅游扶贫模式的研究来看，可以分为成熟型（或归纳总结型）模式，这类模式的特点是对已经开展旅游扶贫较为成功或常见的模式的进行结和归纳，以便借鉴，但其缺点在于模式相对固定，缺乏灵活性和创新性；另一类模式是探索型（或创新型）模式，主要针对不同条件下的要素组合进行分析，以便更有针对性地采取最佳模式，其对比关系见表2-3。本书研究中参照国家旅游局关于旅游扶贫示范项目的划分模式对研究对象进行了模式区分，并以国家旅游局发布的全国旅游扶贫示范项目为案例进行了研究。

表2-3　国内旅游扶贫模式总结对比

1　湖北省旅游局,等.关于湖北省部分贫困地区旅游扶贫的调查报告[R].旅游调研,2002,(4):35-41.
2　李柏槐.四川旅游扶贫开发模式研究[J].成都大学学报,2007,21(6):86-89．
3　胡锡茹.云南旅游扶贫的三种模式[J].经济问题探索,2003,(5):109-111.
4　况学东.广西百色旅游扶贫研究[J].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2(4):63-65.

续表

1　国家旅游局.国家旅游局关于公布全国旅游扶贫示范项目名单的通知.
2　李国平.基于政策实践的广东立体化旅游扶贫模式探析[J].旅游学刊,2004,19(5):56-60.
3　龚艳,李如友.有限政府主导型旅游扶贫开发模式研究[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3(6):115-121.
4　陈勇,徐小燕.BOT模式在我国西部旅游扶贫项目中的应用[J].商业研究,2005(7):167-169.
5　丁焕峰.农村贫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与旅游扶贫[J].农村经济,2006(9):49-52.
6　李佳,成升魁,马金刚,等.基于县域要素的三江源地区旅游扶贫模式探讨[J].资源科学,2009,31(11):1818-1824.

续表

1　李志勇.欠发达地区旅游扶贫战略的双重性与模式创新[J].现代经济探讨,2013(2):37-41.
2　邸明慧,郑凡,徐宁,等.河北省环京津贫困县旅游扶贫适宜模式选择[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5,31(3):123-126.

二、旅游扶贫影响效应及居民感知研究综述

（一）国外关于旅游扶贫影响效应及居民感知的研究综述(www.daowen.com)

国外关于旅游对经济和社区的影响研究由来已久，在“PPT”战略提出之前就有学者对贫困地区旅游发展的影响进行过研究，但这一阶段的研究并非专门针对旅游扶贫影响的研究。随着“PPT”战略的提出，Ashley C在2001年PPT报告中基于实践案例研究了PPT对贫困人口的影响，研究维度包括经济影响和生计影响两方面，经济影响主要从穷人的总收入、个人收入以及受益群体三个方面展开；生计影响从人力资本（技能，教育和健康）、实物资本（基础设施）、社会资本、自然资本、信息获取能力、政策文件、市场机会、文化价值观、地方认同感和参与度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详细分析，最后得出结论：a.虽然许多参与者往往仍然贫穷，但他们比以前更好，特别是他们不太容易再受饥饿影响；b.一些有正规就业成员的家庭收入足以从“贫困”转移到“安全”；c.福利虽分布不均，但广泛分布在贫困家庭中，收益直接产生于少数人，但用于支持更多的亲戚或在本地重新使用，产生乘数，集体收入和其他生计福利通常影响更多的人口；d.在少数情况下，整个社区实际上可以说是通过PPT的影响脱离了贫困”^[75]。世界旅游组织2006“旅游与扶贫”报告也基于多实践案例总结了旅游业对扶贫的积极影响^[76]，即“a.贫困者在旅游业中就业；b.贫困人口或扶贫企业向旅游企业提供商品和服务；c.由贫困者直接向游客销售商品和服务；d.贫困者建立和经营旅游企业；e.旅游业收入征税有利于穷人；f.旅游企业和旅游者的自愿捐助/支持；g.旅游业刺激基础设施投资有利于穷人”^[77]。

此外，国外学者从个案角度出发，对旅游扶贫的经济、社会、环境影响及居民感知进行了研究。

经济影响方面：Taylor（2001）对库克岛的旅游扶贫效果进行了研究，指出：依靠小岛屿的旅游发展拉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国家会过度依赖旅游业,使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被旅游业取代,经济漏损逐步扩大,贫困人口并没有从中获得多少经济利益^[78]。Mark(2005)在对印尼爪哇岛婆罗浮屠佛塔社区研究中发现，自从开始发展旅游业，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逐年升高，就业机会也日趋增多^[79]。

社会影响方面：Pam等（2003）对澳大利亚北昆士兰旅游社区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旅游扶贫开发复苏了当地地方文化，增加了居民就业机会、改善了社会福利条件，但同时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包括文化变质、社区互动减少、资源过度使用等^[80]。Jenny Holland等（2003）认为旅游标准及其认证体系虽然并不针对消除贫困，但其内容给当地居民带来了诸多利益，不过认证体系的部分内容也提高了市场准入门槛，对贫困人口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81]。Joseph E(2005)测评了茨瓦纳三角洲地区的开展旅游扶贫产生的效应,结果显示，发展旅游不仅有利于地区经济的发展进步,而且给当地贫困人口特别是贫困妇女创造了就业机会^[82]。Daniela Schilcher（2007）认为旅游扶贫会对社会公平性产生影响，旅游扶贫受政治影响大，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旨在增长本身的新自由主义放任政策事实上可能导致贫富分化的加剧^[83]。

环境影响方面，Starke L（2008）提出旅游的发展对当地贫困人口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在缺水的地区，水资源被富人（旅游者）大肆挥霍，加重了当地缺水的状况，当地自然资源的消耗及转移影响了当地穷人的生活^[84]。Speceley Anna(2010)在卢旺达国家火山公园进行了实地调研,总结了火山公园临近社区参与的限制因素^[85]。

居民感知方面：Akyeainpong(2011)以加纳中部作为调查对象,采访了加纳卡昆公园临近社区182个居民，获取了居民对于旅游发展及其实际效应的评价，研究结果证明社区参与旅游扶贫有助于推动PPT战略目标的实现^[86]。Scheyvens(2012)对斐济旅游发展情况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当地居民大多是作为当地旅游企业的雇佣劳动力，或通过出租土地收租,缺乏直接参与旅游扶贫的机会,导致旅游扶贫效应不能得到充分发挥^[87]。

（二）国内关于旅游扶贫影响效应及居民感知的研究综述

国内关于旅游扶贫的影响主要基于旅游扶贫效应的评估。从当前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关于旅游扶贫效应的评估可以根据其研究的主观程度分为两种类型：

1.未基于居民感知的旅游扶贫影响效应研究

未基于居民感知的旅游扶贫效应研究，就是不基于居民对扶贫效应的态度和感知，而是通过地区数据统计、发展变化等与社会一般水平进行对比、运用经济社会规律或原理等进行的评估，这种效应评估一般用于对某个地区旅游扶贫的宏观评估；张小利（2007）通过西部12个省区的相关数据分析得出西部地区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而导致消费水平较快提高，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较大^[88]。张遵东和章立峰（2011）以贵州西江苗寨为例，通过农民收入的统计对比研究了旅游扶贫对农民收入的影响^[89]。杨建春，肖小虹（2011）选取贵州省1994～2007年度数据，并借助Eviews5.0软件对贵州旅游扶贫效应进行了动态分析，结果显示贵州旅游业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是正相关关系，旅游业发展对其促进作用很明显^[90]。李清娥（2012）通过北川县5·12汶川特大地震震后旅游扶贫的收入、就业率等的对比，对北川经济效应、政治效应和文化效应进行了评价^[91]。黄梅芳，于春玉（2014）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民族旅游扶贫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从短期扶贫绩效和长期扶贫绩效两个准则层及经济效益、收入效益、就业效益、基础设施增长、社会保障体系、人力资本培育和生态建设七个指标层指标对广西龙胜县的旅游扶贫绩效进行了评估，最后综合结果显示绩效良好^[92]。张笑薇（2016）通过对西部地区旅游扶贫机制的分析研究，从机制本身的优劣对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和社区主导型旅游扶贫开发模式的绩效进行了对比分析^[93]。

2.基于居民感知的旅游扶贫影响效应研究

基于居民感知的旅游扶贫效应研究，就是以当地居民对扶贫效应的感知为基础，进行的一系列关于效应评估的研究。张伟等（2005）以安徽铜锣寨风景区为例，调查了当地居民对经济影响和非经济影响的感知，并对感知明显的因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扶贫效应可持续措施^[94]。向延平（2010）通过对凤凰古城居民和旅游者的感知调查，用CVM法对凤凰古城旅游扶贫的生态绩效进行了评价研究^[95]。冯旭芳等（2011）山西省陵川县锡崖沟为例，通过统计数据对比及调研分析了旅游扶贫的经济影响和非经济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调研了居民对旅游扶贫开发的态度，据此评价了扶贫效应^[96]。叶俊（2014）以湖北麻城龟峰山风景区的龟峰山村为例，从经济效应、环境效应和社会效应三个维度对当地居民的感知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就当地居民对旅游扶贫的总体态度和参与意愿进行了研究，提出大别山区旅游扶贫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和建议^[97]。邓小海等（2015）以云南乌蒙山片区所属县为研究对象，从旅游扶贫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效应和对当地居民的效应两方面展开研究，对区域经济发展效应主要基于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统计数据的对比，而对当地居民的效应则主要从参与意愿、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98]。蒋莉等（2015）以湖南汝城国家森林公园九龙江地区为例，从居民对旅游扶贫的社会效应感知、经济效应感知、和环境效应感知三个维度进行了分析研究^[99]。吴国琴（2016）以豫南四个旅游扶贫村为例，通过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大别山区旅游扶贫生态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居民感知对大别山区旅游扶贫生态绩效进行了评估^[100]。张矫（2016）以海南省贫困地区四个县市的四种不同旅游扶贫模式村落居民为研究对象，分别就每种模式乡村社区的居民对经济效应、社会效应和生态环境效应的感知进行了对比研究，最后得出农户参与经营模式最适合海南贫困地区^[101]。李佳，田里（2016）基于四川藏区调查，对稻城亚丁景区及周边社区、汶川县雁门乡萝卜寨、汶川县水磨古镇老人村三个不同模式的旅游扶贫村落居民效应感知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旅游区的社区居民对旅游扶贫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居民的旅游经济受益对其旅游政策评价和态度有显著差异^[102]。但该研究仅仅将效应评价因素限定在经济效益范围内，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秦远好等（2016）以重庆黄水镇为例，也从经济影响、社会文化影响和自然环境影响三个维度研究了民族贫困地区居民对旅游扶贫的感知^[103]，与其他研究不同的是，该研究中对每个效应感知测量都分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因素，并进行了对比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3.国内旅游扶贫影响效应研究述评

随着旅游扶贫的逐步深入和全面展开，旅游扶贫效应评估显得越来越重要，也成为当前关于旅游扶贫研究的一个热点，从当前国内关于旅游扶贫效应的研究来看，主要分为未基于居民感知的扶贫效应研究和基于居民感知的扶贫效应研究两类，这一分类主要考虑到扶贫效应评估方法本身的客观性，从当前研究来看，旅游扶贫效应评估主要以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作为主要的评价指标，而这三个主要评价指标中，经济效应和生态环境效应是可以通过数据对比和相关标准进行主观量化评估的，但社会文化指标如果离开当地居民的感知，很难对其效应做出客观评估，因此是否基于居民感知对于旅游扶贫效应评估的客观性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基于此分类方法，将国内旅游扶贫效应研究成果归结如下，见表2-4。

表2-4　国内旅游扶贫影响效应研究分析

三、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研究综述

（一）国外关于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的研究综述

国外关于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关于社区旅游与旅游扶贫的关系研究；关于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的模式和途径研究；关于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的可持续性研究以及关于社区参与旅游扶贫规划的研究。

1.关于社区参与旅游（CBT）与旅游扶贫（PPT）的关系研究

Harris R W（2009）以马来西亚巴里奥（Bario）为研究对象，肯定了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的作用，认为“巴里奥的旅游业描绘了一个基于社区参与的旅游扶贫（PPT）方法如何在一个相互强化的过程中与地方发展相结合，这种过程不仅创造了创收机会，而且促进了当地的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生活”^[104]。而Saayman M等（2016）则持相反态度，他们认为：虽然CBT是传统大众旅游的替代品，但它优先考虑了弱势群体成员，以及旅游部门在社会正义视角内的公平分配。而PPT是由新自由主义制度产生，它无法提供改变现状的可能性，而这实际上加剧了不平等，因此PPT战略需要采取CBT作为指导旅游部门的一种重要手段^[105]。

2.关于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的模式和途径研究

Harrison D（2007）通过对老挝南哈生态旅游项目中捐助者协助社区旅游组织（DACBT）与私营部门作用的对比发现，虽然DACBT项目确实可以减轻贫困、发展金融和文化资本，但私营部门旅游企业也在减轻贫困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不应假定DACBT是唯一的（或必然是最有效的）旅游扶贫方式^[106]。Setiawan B等对Karimunjawa社区进行了深入访谈和调查研究，岛上分散的传统农民和渔民被归类为极端贫困，他们贫困原因是缺乏旅游服务技能，通过基于旅游业职业培训的扶贫旅游（PPT）方法，建议社区将赋权战略作为消除贫困和提高人力资源质量的途径^[107]。Torres R M（2011）对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社区参与旅游扶贫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玛雅人之间以社区为基础的乡村旅游可能实现扶贫旅游（PPT）的目的，即将旅游业收入引向低财富村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适用于集体土地所有权社区的扶贫模式^[108]。

3.关于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的可持续性研究

Komsan Suriya（2012）以泰国旅游扶贫社区为研究对象，评估了这些村庄扶贫旅游的可持续性，结果显示，旅游业促进部门，即纪念品生产和游客大众烹饪有助于将旅游收入分配给较贫困的家庭。从长远来看，社区参与旅游扶贫具有中等的可持续性，旅游部门的产品创新不足、行业准入门槛等是影响可持续性的主要因素^[109]。Lapeyre R（2010）提出了关于社区旅游扶贫存在的问题，即由于旅游项目的投资具有难度并且高成本，非政府组织（NGO）和捐赠机构的支持十分有限，加上社区机构的管理能力低下，导致社区参与旅游（CBT）投资及持续面临很大的问题^[110]。

4.关于社区参与旅游扶贫规划的研究

Espiner S等（2016）建议引入欣赏性探究（AI）法，以此来增强社区参与旅游扶贫规划的积极性和提高PPT规划的效果。在尼泊尔Solukhumbu区的两个旅游发展阶段的社区作为AI方法试点，通过与当地居民以及地区和国家专家的半结构访谈（n=31）表明，由于缺乏技能和资本，社区中最贫困的人最不可能从旅游业中受益。而AI规划方法以组织或社区的优势为基础，制定积极的规划方法，可以让参与者以更积极的方式接受困难^[111]。

（二）国内关于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的研究综述

国内关于社区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后来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这一概念被引入旅游行业，关于社区参与旅游的研究也逐渐兴起，主要研究内容集中在四个方面：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概念研究、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模式及机制研究、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参与主体研究、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存在问题及解决对策研究^[112]。由于国内旅游扶贫社区基本集中在乡村旅游社区，因此这一阶段关于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主要研究成果对旅游扶贫也同样适用。随着旅游扶贫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的研究也逐渐兴起，从当前研究成果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1.关于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的概念研究，丁焕峰（2006）等认为：“农村贫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指的是在开发农村贫困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过程中,把社区及其居民作为旅游发展的主体进入旅游规划、旅游扶贫等涉及旅游发展重大事宜的决策、执行体系中”^[113]。

2.关于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的模式研究，何玲姬（2007）提出了分阶段的旅游扶贫社区参与模式：“政府主导下的社区被动参与模式作为起步阶段的发展模式，政府引导监督下社区主动参与模式则是到发展阶段采用的模式，使政府和贫困社区在旅游扶贫中根据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扮演不同的角色，最终实现旅游扶贫与社区的和谐稳定协同发”^[114]。饶勇等（2008）从博弈论视角出发，通过旅游扶贫商与社区居民间的“鲁—斯议价模型”构建出旅游扶贫开发的三个阶段，通过对三个阶段的分析及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的经济学分析，最后得出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的可持续路径，即习俗惯例的全面变迁和基于完美均衡的联合治理^[115]。

3.关于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的机制与制度研究，徐平（2009）以贵州省农村社区旅游发展为例，构建了喀斯特地区旅游扶贫的动力模型，通过旅游者、旅游企业、社区居民、政府及旅游中介组织五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协调，达到旅游扶贫机制的有效运转^[116]。杨阿莉，把多勋（2012）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构建了贫困人口参与旅游规划决策的咨询机制、贫困人口参与旅游经营与利益分配的保障机制、贫困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和生态保护机制以及贫困人口参与旅游教育的培训机制^[117]。

4.关于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的问题及对策研究，谢泽氡等（2013)对四川西北部自然保护区毗邻社区旅游扶贫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118]。卢丽娟等（2014）对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扶贫开发的农村土地制度瓶颈、林权制度瓶颈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破解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扶贫开发财产制度瓶颈的机制^[119]。曹务坤等（2014)对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扶贫法律机制的缺陷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六条完善旅游扶贫法律机制的措施^[120]。此外，关于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的研究内容还包括旅游扶贫对社区影响研究，该部分内容在第二节已经做了综述，此处不再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