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旅游扶贫”概念辨析及术语界定

（一）国外“旅游扶贫”相关概念辨析

国外关于发展旅游和消除贫困的研究最早始于20世纪70、80年代，这一时期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发展带来的经济影响以及贫困人口参与小生境旅游等方面，但未形成系统的旅游扶贫理论。真正系统提出“面向贫困人口的旅游”（pro-poor-tourism,缩写PPT）概念是1999年，自此之后国外关于旅游扶贫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继PPT概念之后，又相继提出了“可持续旅游与消除贫困”（sustainable tourism-eliminating poverty,缩写“ST-EP”）概念、“旅游与扶贫”（tourism and poverty alleviation）、“旅游与减贫”（Tourism and Poverty Reduction）等概念。

1.PPT（pro-poor tourism）概念述评

1999年，由德勤（Deloitte & Touche）、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和海外发展研究所（ODI）三家联合机构为英国国际发展部（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提交了一份《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与消除贫困研究》^[1]（sustainable tourism and poverty elimination study）报告，这份报告首次提出了PPT（pro-poor tourism）的概念，该报告中将“PPT”定义为“能够为穷人带来净效益的旅游”^[2]，关于“净效益”，该报告解释称：“经济效益只是净效益的一个（虽然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社会，环境和文化的成本和效益也需要考虑进去”^[3]。报告还指出“从绝对而非相对的角度来衡量净效益，则非贫困人口也可能从有利于穷人的旅游业发展中或多或少受益”2，因此一个更加强有力的定义是“（净效益）增长必须是给穷人带来不成比例（更多）效益的增长（以减少不平等现象），但这会排除许多有助于消除贫困的旅游业举措”2，“有利于穷人的旅游战略特别注重在旅游业中为穷人释放机会，而不是扩大某些部门（行业）的总体规模”1。

该报告从净效益增长方式和贫困人口受益程度两个方面对PPT做出了定义，也由此引出了扶贫旅游发展的两种情形，一种是等比例增长，也即“非贫困人口也可能通过旅游业发展受益”2，甚至富人受益程度会比穷人受益程度更高的旅游扶贫，这种扶贫注重“旅游业总体规模的扩大”，是旅游扶贫发展的初级阶段；另一种是通过一系列方式方法“为穷人释放机会”，实现“不成比例的增长”，也即贫困人口受益程度远高于非贫困人口受益程度的增长，这种发展方式才是旅游扶贫发展的高级阶段，而从该报告内容来看，显然是更加倾向和偏重于“为穷人释放机会”的发展方式。

PPT战略提出后，2000年，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多个实验区得到了推行，并在经济与社会研究组织（ESCOR）的资助下，由国际发展部（DFID）报告的核心成员Ashley C.等人及负责任旅游中心（CRT）的成员形成了PPT的系列报告，在2001年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几个案例研究表明，如果没有成功发展整个旅游目的地，PPT不能成功。优质旅游不是旅游业的特定产品或部门，而是行业的一种方法。它涉及一系列在微观到宏观层面不同层次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以及作为生产者和决策者的穷人自身”^[4]。

总之，PPT概念的提出奠定了旅游扶贫的概念基础，尤其是其在定义中提出的穷人净效益以及用以衡量穷人净效益的思路和方法，即“不成比例增长”和“更有益于贫困人口受益”这两个核心要素一直被后来的研究者所沿用，为旅游扶贫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ST-EP（sustainable tourism-eliminating poverty）概念述评

继“PPT”概念之后，世界旅游组织（WTO）于2002年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上发起了“ST-EP”计划，该计划的核心内容是将可持续旅游作为消除贫困的一种有效手段，把世界旅游组织（WTO）长期以来对可持续旅游业的追求与联合国减贫领导力联系起来，受到了世界旅游业理事会（WTTC）、世界银行（WB）和亚洲开发银行（ADB）等部门和金融机构的支持，增强了可持续旅游对旅游扶贫的支持力度和影响效果^[5]。此后Sofield T,De T和Lipman G等（2004）对“（ST-EP）”进行了系统论述，在借鉴PPT概念的基础上，他们将ST-EP定义为“为穷人带来净收益的旅游业，ST-EP战略旨在为穷人释放机会，而不是扩大整个规模。”他们指出“ST-EP干预试图以一种能够减轻贫困的方式使一个国家中最贫困的部门参与其中，ST-EP不是一种旅游形式，也不是旅游产品，而是一种旅游方法，它认为所谓的‘滴流效应’通常很少或不存在，如果一个人群中最弱势的群体要实现旅游业增长的利益，就需要采取更直接的行动，ST-EP专注于将蛋糕在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倾斜向穷人，而不是扩大蛋糕，ST-EP的机会可能超越纯经济的机会，包括其他生计收益或参与决策”^[6]。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三种为穷人释放机会的路径，包括：“a.扩大经济效益和机会方面（引入新的商业机会、扩大现有商机、扩大就业机会、提高集体福利）；b.管理非经济方面（能力建设和培训、通过增加决策能力和土地所有权方式赋权等、提高基础设施和环境的利益、减轻影响穷人的环境因素、解决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c.政策/流程/合作伙伴关系方面（建立更加支持性的政策和规划框架、促进参与旅游系统、与私营部门建立伙伴关系）”^[7]。目前主要有三个基金和组织从事ST-EP的研究和实践,它们分别是ST-EP基金（2005年底成立）、信托基金（2004年建立）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基金。

3.其他相关概念述评

（1）Tourism and Poverty Reduction（T&PR）（旅游减贫）

PPT概念提出之后，由Caroline Ashley，Harold Goodwin和Dilys Roe发起，英国国际发展部资助，成立了针对非洲、亚洲和南美洲做扶贫案头研究的“PPT伙伴关系（PPT Partnership）”团体，2002年，“PPT伙伴关系”公布了关于旅游业和减贫的私营部门（企业）简介，发表了“旅游业与减贫：业务入门”（the Tourism industry and Poverty Reduction：A Business Primer）一文，对旅游企业与扶贫的关系进行了详细阐述，并提出减贫路径：即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安全感、社区参与获利和促进交流^[8]。此后学者们在关于PPT项目的研究中也常使用这一概念，而这个概念实际是PPT概念的延续和具体体现。

（2）Tourism and Poverty Alleviation（T&PA）（旅游扶贫）

2002年，世界旅游组织在发起“ST-EP”计划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上发行了关于“旅游和扶贫”（Tourism and Poverty Alleviation）的第一份出版物，分析了4个国家关于旅游业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减轻贫穷的贡献的实例，并界定了一些主要行动领域，提出“扶贫（Poverty Alleviation）可以纳入政府或商业的旅游发展战略（有或没有明确的穷穷语言）。它是一项长期投资，必须管理期望并在过渡期间产生短期利益”^[9]。2004年3月发表了题为“旅游和扶贫：行动建议”的第二份出版物，提出了在旅游业中让贫困人口参与的实际方法^[10]。2006年发表的《旅游业和扶贫：良好实践的汇编》介绍了七种方法，并举例说明了旅游业如何使穷人受益^[11]，所以这个概念实际是对“STEP”概念的延续和具体体现。

4.国外旅游扶贫相关概念对比

从以上四个概念来看，“PPT”与“ST-EP”有具体的支持机构、有明确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属于战略概念的范畴，而“T&PA”和“T&PR”则属于两个合成概念，是旅游与扶贫、旅游与减贫概念的集成，因此这两个概念更多是聚焦在方法和路径上，是两个实践性概念，其在概念本质上没有区别，在使用中经常交互出现。从“PPT”与“ST-EP”概念对比来看，其核心目标是一致的，即都强调“穷人净效益”，都主张“为穷人释放机会，而不是扩大整体规模”，在后来的实践运用中两者也有重叠。两者的区别在于支持机构不同，实践项目不同，对待可持续旅游的态度也不同，“PPT”的主张者认为根据“可持续旅游”的定义“如果旅游业长期可持续，那么东道国社区必须受益，居民的利益其次”，然而，“可持续旅游通常以保护主义/防御的方式表达，也即保持当地文化，最小化成本”^[12]，“相反，有利于穷人的旅游业旨在扩大机会”。因此可持续旅游“不是有利于穷人的旅游业”，与之相反的是，“STEP”恰好是将可持续旅游作为减贫的一种有效手段。

表2-1　国外旅游扶贫相关概念对比分析

4　Bennett O,Roe D,Ashley C.Sustainable tourism and poverty elimination study[R].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1999.
5　Sofield T,De T,Lipman G,et al.Sustainable Tourism-Eliminating Poverty(ST-EP)[J].2004.

续表

1　Bennett O,Roe D,Ashley C.Sustainable tourism and poverty elimination study[R].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1999.
2　Sofield T,De T,Lipman G,et al.Sustainable Tourism-Eliminating Poverty(ST-EP)[J].2004.
3　Roe D,Goodwin H,Ashley C.The Tourism Industry and Poverty Reduction:A Business Primer[J].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2002.
4　Organization W T.Tourism and poverty alleviation.[R].2002.

（二）国内“旅游扶贫”概念研究述评

国内开始提出“旅游扶贫”也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扶贫攻坚任务的深入及旅游业的快速增长，一些地方省市率先从实践中提出“旅游扶贫”口号，1996年，《中国旅游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出了“旅游扶贫”这一概念，并提出“加强对资源条件和市场前景较好的中西部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以旅游业带动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13]。

1.起始阶段（1996—1999）的概念研究

这一时期国内关于“旅游扶贫”的学术研究开始起步，高舜礼（1997）认为：“旅游扶贫与国家界定的扶贫概念有一些略微的区别。旅游扶贫的对象是具有一定旅游发展基础的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个范围比国家所界定的贫困地区和人口的范围要大一些,不仅包括了国家界定的贫困地区,也包括了虽已脱贫、但经济还相对欠发达的地区”^[14]。冉斌（1998）认为：“对于发展其他产业基础较差,但却具有比较丰富的旅游资源的贫困地区来说,发展旅游业是投资较少、见效较快、受惠面广的产业”^[15]。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对于旅游扶贫的概念处于探索阶段，核心观点认为旅游扶贫是对欠发达地区或贫困地区发展经济的一种有效手段。

2.发展阶段（2000—2012）的概念研究

随着1999年国外PPT概念的提出，国内学术界关于旅游扶贫的概念及相关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再单一地将欠发达地区的旅游业发展当作旅游扶贫。周歆红（2002）率先引用了PPT概念，并提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旅游扶贫’不能与真正意义上的‘旅游扶贫’等同。扶贫式旅游扶贫必须正视扶贫与单纯的经济开发之间的矛盾”^[16]。刘向明,杨智敏（2002）提出“旅游所扶之‘贫’不能仅仅局限于物质的贫困，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贫困’。要使得落后地区经济、文化、精神面貌等各个方面得以全面发展”^[17]。毛勇（2002）提出旅游扶贫就是“在贫困地区通过充分利用旅游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使旅游商品的生产、交换、消费在贫困地区产生，逐步实现部分财富、经验、技术和产业向农村转移，增加贫困地区的‘造血功能’,从而使其脱贫致富”^[18]。持相同观点的还有郭清霞（2003）^[19]等。李永文，陈玉英（2004）提出RHB（资源-人-效益）战略，要求“同时考虑资源、人、效益,并以资源为凭借,创造就业机会,提高生活水平,增强商品意识,改变发展观念,同时获得人与经济双发展,社会、生态、经济三重效益”^[20]。韦力等（2005）提出“旅游扶贫不是借助于单项的救济而脱贫，而是一种‘造血’式扶贫，它的效果在更大范围内和更高层次上依赖于贫困地区的自我寻求发展”^[21]。持相同观点的还有李刚，徐虹（2007）^[22]等。丁焕峰（2006）从社区参与的角度，提出“开发农村贫困地区旅游资源过程中,让社区及其居民作为旅游发展的主体进入旅游规划、旅游扶贫等涉及旅游发展重大事宜的决策和执行体系中”^[23]。张鹏顺（2012）提出旅游扶贫“核心是以旅游资源为基础,以脱贫致富为目标,以贫困农民参与为手段,促进地区的全面发展”^[24]。

3.成熟阶段（2012—）的概念研究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把扶贫开发工作提升至治国理政新高度，随着精准扶贫工程、乡村旅游扶贫工程等的实施，关于旅游扶贫的研究进入了高峰期，同时旅游扶贫的概念研究也进入了成熟期，这一时期关于旅游扶贫的概念基本沿用了“PPT”“ST-EP”以及国内早前关于旅游扶贫的研究概念成果，较为突出和有代表性的是随着精准扶贫的提出，邓小海等（2015）提出了旅游扶贫精准识别的概念，即“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人口状况，运用合规有效的程序和方法对旅游扶贫项目、旅游扶贫对象进行精确区分、辨别的过程”^[25]。这对于旅游扶贫过程中有针对性采取扶贫措施意义重大。杨德进等（2016）提出负责任旅游扶贫概念，其核心内涵包括：“减少贫困人口、增强责任感、减少负面影响”^[26]。龚艳等（2016）提出有限政府主导型旅游扶贫开发模式^[27]，即“政府引导、企业投资、市场调节、社会参与”的整合模式，而非政府包揽一切的模式。

（三）本书研究中关于“旅游扶贫”术语的界定

基于对国内外旅游扶贫相关概念的述评和辨析，对本书研究的核心概念“旅游扶贫”做出如下界定：

1.概念特性：本书研究的旅游扶贫是基于“可持续旅游消除贫困”（也即“ST-EP”战略）基础之上的旅游扶贫，因为本书研究的出发点是从旅游扶贫对地方性影响角度来衡量乡村旅游社区旅游扶贫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表2-2　国内“旅游扶贫”概念对比分析

2.概念范畴：本书研究的旅游扶贫范畴为“社区参与旅游扶贫”而非只针对“贫困人口参与旅游扶贫”，因为旅游扶贫的效果及可持续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参与主体的感知和态度，而这不光取决于贫困人口的支持度和参与度，也取决于社区内非贫困人口的支持度和参与度。

二、“地方性”相关概念辨析及术语界定

（一）“地方性”概念的源起

1.“place”：基于两个不同领域的概念源起

通过对“地方性”概念溯源发现，其最早源于“place”一词，关于“place”的定义和研究早已有之，但真正开始研究“地方性”则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随着现象学研究的兴起，率先在人文地理学和建筑学产生了“地方性”的相关概念，并由此而演化出了与“地方性”相关的一些概念，具体关系（见图2-1）。

图2-1　地方性概念源起及演化示意图

2.人文地理学的“place”（地方性）和“sense of place”（地方感）

“place”一词一直被地理学认为是区分于其他学科的核心焦点，天文学有“天”，历史学有“时间”，而地理学则有“place（地方）”。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美籍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YifuTuan（1974年）、Buttimer,Anne（1976）和E Relph（1976年，1981年，1993年）等对地理学中关于“place”的定义越来越不满意，他们认为原来的定义简单地将“place”作为一个有边界的空间，缺乏哲学和经验的内涵。因为他们探测到“place”在人类经验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28]。他们各自发表了对“Place”的认识和相关研究成果，有代表性的是E Relph的《地方与地方消弭》（place and placelessness）一书，该书首先从空间及其与地方的关系角度入手，将空间划分成了一个连续体结构，一面是体验模式，如实用空间，感知空间和存在空间；另一面是理想和无形的空间，如规划空间，认知空间和抽象空间等，将“space”与“place”对应起来。在此基础上，基于地方感（sense of place）的角度从两个方面对“place”进行了界定和解释，一方面是从“place”意义的深度方面，认为一个地方应该具有“能区分于其他地方的永恒且同一”的个性，这一个性包含三个要素，即①地点的物理设置；②活动、情况和事件；③通过人们对该地方的经验和意图创造的个人和群体的意义^[29]。另一方面是从内向性（insideness）和外向性（outsideness）方面对地方（性）进行了解释，即人之所以能够感觉到他是在一个“地方”，那么他会认为“他是在‘这里’而不是在‘那里’，感觉到的是安全而不是威胁，觉得自己是封闭的而不是暴露的，感受到的是放心而不是压力”^[30]。在该书中Relph还对地方感（sense of place）概念进行了解释，即真正的地方感是“对地方身份整体复杂的直接真实体验，而不是通过一系列相当任意的社会和思想方式来介导和歪曲这种经验应该是什么，也不是遵循定型的公约”^[31]。

段义孚（1975）也从经验视角对“place”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地方（place）是由经验构建的意义的中心，地方不仅通过眼睛和心灵被感知，而且通过更加被动和直接的经验模式被感知”^[32]。“从理论化角度来看，地方是一个空间体系中的节点，另一个相反的角度则认为地方是内心的强烈感受。对于现代世界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地方（place）处于经验范围的中段”，在这个范围内，地方（place）由以下这些元素构成，“诸如独特的气味，环境中的纹理和视觉质量，温度和颜色的季节变化，从高速公路接近时的外观，在学校地图或路线图中的位置，以及其他元素如人口或不同行业的种类及数量等”。在中间范围内对“place”的感知既可以通过直接的知觉也可以通过间接思想感知。“不同的经验可以构成不同规模的‘place’，如壁炉是一个‘place’，家是一个‘place’，小镇、城市都是一个‘place’”。

从E Relph及段义孚（YF Tuan）的“place”概念可以看出，它们都注重突出地方与人的经验之间的关系，认为“place”是“由经验构建的有意义的中心”，强调一个“place”能够区分于另一个“place”的个性包含“活动、事件以及通过经验和意图创造的个人和群体的意义”。

3.建筑现象学的“place”（场所）和“spirit of place”（场所精神）

随着现象学的兴起，挪威建筑理论家诺伯格·舒尔兹（C.Norberg-Schulz）将现象学与建筑学结合，构建了建筑现象学理论，该理论的核心载体就是“place”（场所）和“spirit of place”（场所精神）。在《实存、建筑、空间》（Existence,Space and Architecture）一书中，舒尔兹对海德格尔“筑居思”中的思想进行了建筑化和图像化的解释。将空间划分为：实用空间、知觉空间、存在空间、认识空间及纯理论的抽象空间^[33]。这为其探讨场所及场所精神奠定了基础。此后，在《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Genius loci.Paesaggio ambiente architettura）一书中对place（场所）与Genius loci（场所精神）进行了解释和界定，他认为，“place（场所）是具有清晰特性的空间，是生活发生的地方，是由具有物质的本质、形态、质感及颜色等具体的物体所构成的一个整体，它由人、动物、树木、花鸟、城市、水、街道、住宅、门窗及家具等组成，包括日月星辰、黑夜白昼、四季与感觉，这些物的总和决定了一种‘环境的特质’，这就是place（场所）的本质”^[34]。并认为“只有当人造物或者建筑物界定了一个具有明确特性的空间范围，人与环境发生联系，site（场地）才能转变成为有意义的place（场所）”。在此基础上，他对Genius loci（场所精神，或spirit of place）进行了解释，“Genius loci一词来源于拉丁文，它表达的是一种古代人类文明的观念”，“每个场所都有自己的守护神灵（guaraian spirit），这种灵魂赋予人和场所生命，自生至死伴随人和场所，同时决定了他们的特性和本质”。“场所精神是一个场所的象征和灵魂，它能使人区别场所与场所之间的差异，能使人唤起对一个地方的记忆。场所精神可以表现为方向感和认同感”^[35]。

4.“place”概念的对比、总结与辨析

通过对以上两个不同领域关于“place”的定义，我们对其核心概念进行辨析，总结出如下几点结论：(www.daowen.com)

（1）E Relph、段义孚（YF Tuan）及C.Norberg-Schulz关于“place”的概念解释虽然站的角度不同，但在本质上有很多的共同点和相通性，即都摆脱了单纯认为“place”是一个地理位置（location）或抽象空间的认识，一致强调人地互动才是构成“place”的核心内容，它包括了经验、意义、活动等。从这个层面来看，他们探讨的“Place”显然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地方”（location）概念，我们可以将其归结为“地方性”和“场所”。

（2）“地方性”和“场所”在概念上虽然具有共同性，但并不意味着两个概念就是完全一致的，本书中作者借鉴几位学者关于连续体结构的划分方式对其概念进行区分，假设这个结构一端是以人为主的经验、意义、活动等内容，而另一端是以地为主的自然地理空间，那么关于人文地理学中的“地方性”和建筑现象学中的“场所”存在以下关系（见图2-2）：即地方性是从人的角度出发探讨人地关系，更加注重人的经验、体验、感知和意义；而场所则是从地（或实体空间）的角度出发探讨人地关系，注重人在这个实体空间中的活动以及对实体空间的改造。

图2-2　地方性与场所概念对比分析图

（3）相应地，“地方感”（sense of place）也是更多从人的经验和认知角度出发，强调人对于地方身份的体验和感知，包括地方认同、地方依恋和地方依赖；而“场所精神”（spirit of place）则更多是从场所本身出发，强调每个场所都有自己的灵魂和特性，它可以表现为方向感和认同感。

（二）“地方性”概念的发展及演变

1.从“place”到“placeness”

目前，有些学者在地方性研究中用到“placeness”一词，作者通过对E Relph、段义孚和舒尔兹等最早从现象学角度研究“place”的学者相关成果进行检索，发现其公开发表的成果中都没有涉及“placeness”一词。只有E Relph在其专门为探讨和交流“place”相关概念和研究而注册的网站上出现了“placeness”，网址见脚注^[36]。在网页中，E Relph将placeness阐述为“与地方和地方的概念有关的一切”，他提到，各种线上来源将它定义为“作为一个地方的质量”，此后他通过1989年的牛津英语字典查找了关于“placeness”的定义，发现字典中也将其定义为“罕见的，简短地说是拥有或占据一个地方的质量”。尽管如此，E Relph表达了他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后缀“ness”意味着“一种状态或条件”，所以placeness是一个方便的广义术语，用来探讨与地方相关的一切。由此可见，在E Relph的研究体系里，“placeness”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地方性”。

基于此，作者对“placeness”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从目前搜索到的研究成果来看，最早出现“placeness”一词是1996年，由台湾师范大学地理研究所博士潘朝阳在其《大湖地方性的构成》一文英文摘要中用了“placeness”一词，对应汉语的“地方性”^[37]。此后，在1998年，Lee,Seok-Hwan以韩国首尔城市街区为例探讨了地方性（Placeness），该研究主要是融合了现象学和符号学的研究方法，虽然文中没有对“placeness”做明确定义，但通过上下文“目前整条街（Daehak街）的地方性（placeness）基础是在城关湾的位置，当时首尔大学的位置（1945～1975年）更加具体地加强了这条街道的恬静，即年轻人的自豪，痛苦和浪漫。城市设计使这个地方成为一个典型的街道，反映了首尔，韩国的文化，这种地方性一直保持到现在”^[38]，从其关于“地方性”（placeness）描述来看，其本质还是基于现象学中关于“place”的定义，即包含了经验、意义和活动的地方，尤其是通过地方感（自豪、痛苦和浪漫）来体现这个地方的“地方性”。此外，Sumnu,Umut（2002）以1912加拉塔大桥作为案例，研究其作为承载空间和记忆的载体，从两种不同的构思方式将“space”分为“spaceness”和“placeness”，并对其进行了解释，他认为：被分类为‘地方性’（placeness）的空间其本质属性无法用量化的方式来描述，它是基于人类经验，它只是必须被感觉到。因为“placeness”可以被认为是用户空间的特征，而不是建筑师的空间，它是由社会互动中的个体组成的，它涉及现象学的价值观”^[39]。

Lertlakkhanakul等（2008）提出：“在建筑，社会学，心理学和哲学的研究表明空间配置、功能和社会互动之间的纽带构成了地方的本质，即地方性（placeness）”^[40]。Tasoulla H P D等（2014）提出“placeness定义为被绑定到一个有物质和社会行为质量的地方的状态”^[41]。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将“placeness”（地方性）用于对应“placelessness”（无地方性）或“non-place”的相关研究中，如M Rashid（1998）等^[42]。从目前关于“placeness”一词的使用及相关定义来看，其在本质上与“place”是一致的，即都以现象学为基础，都认为或认可“placeness”包含人的经验、活动等内容，由此得出以下结论：

（1）“placeness”与“place”的概念内涵和本质是一致的，概念体系也是同一体系，都是界定“地方性”的概念。

（2）“placeness”是在“place”现象学基础上融入了其他研究方法如符号学等而形成的关于“地方性”研究的术语。

（3）“placeness”试图以更加简洁的语言描述“地方性”，也即描述成“一个地方的质量或特性”，并试图通过符号学理论将其转化为某些代表性符号的表达。

2.从人文地理学的“place”到经济地理学的“Place”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经济地理学界的结构主义学者也开始研究地方性，尤其是空间特征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此类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有David Harvey的《后现代的状况》（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lty），在书中提到“地方的特殊性（The Particularities Of Place）——我在这里认为不仅是艺术家通常移动的类似村庄的社区，而且也包括在芝加哥，纽约，巴黎等城市中流行的相当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和环境条件”^[43]。Pred A和Watts M的《再造现代性》（Reworking Modernity）一书中，分析了全球化过程中资本追逐符号化的地方文化而在世界各地流动的过程，并提出“符号化的地方文化是不可以复制到其他地方的，因此也就成了地方性”。此外，Massey D提出“全球地方感”理论，认为“在全球性的流动中，地方性（place）也不可避免地会流动”^[44]。

总体看来，结构主义地理学秉承了“区位”理念，否认地方性的主体差异，他们认为，一个地方的地方性由其在整个区域系统中的位置决定，而与子系统中的人群对地方的情感认同和主体意识没有关系。由此而进行研究的相关的地方性概念还有“locality”“location”等，这些“地方性”概念均属于结构主义地理学的范畴。

3.国内地方性概念的发展及演变

国内关于地方性的系统研究始于20世纪末，在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建筑现象学等基础上开展了关于地方性的系统研究，总体来看，国内关于地方性概念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关于“地方性”概念的性质研究

2001年，吴必虎，宋治清提出，“任何旅游地都具有其自身独特的地方性，或称地格，包括自然地理特征、历史文化特征和现代民族民俗文化”^[45]。该定义以经济地理学为基础，融合了人文地理学的内涵，将地方性概念进一步加以明确；此后一段时间关于地方性概念基本都属综述，直到2014年以来，关于地方性研究的成果明显增多，对地方性概念的探讨也随之增多。张中华等（2014）提出“地方性是一个地方区别于另外一个地方的根本所在，正如“此处”与“他处”的差异一样，是不同的地理环境、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等要素分异机制制约下所形成的地域差异规律^[46]。唐顺英等（2014）认为：“地方性是指一个地方区别于其他地方的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一些地方被认为是独特的、有纪念性的，这是因为它具有独特的自然特征或‘想象力’，或通过它们与重要真实事件或神话传说、历史名人等联系”^[47]。汪芳等（2014）提出“地方性是地方本身所具有的自然特质和文化特征，在城镇化发展中面临着变异消亡的压力和转型发展的机遇”^[48]。丁新军等（2014）从新文化地理学对“地方性”关注的角度提出：“地方性强调地方特质的相对性，从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起点出发认识和理解地方性”^[49]。此概念改变了以往概念中对地方性特质的绝对认定，也即地方性是不可移动的传统认识，提出了“地方性”特质的相对性，此概念与Massey D在“全球地方感”中提出的“地方性可以流动”的概念具有同一性。黄文炜等（2015）认为：“地方性形成于‘人—地’的历史互动当中，并强调地方的个人或集体通过亲身经验、记忆与想象而发展出来的对于地方的深刻依附，这种人与地的依附是物态的、制度的、行为的和精神的，具有景观、符号、文本和感知等表现形式，同时显示出物质、象征和历史特性，从而构建具有特殊意义、深嵌记忆和认同的地方”^[50]。这一概念既糅合了人文地理学中关于人的主体性及经验、意义等，同时又融入了经济地理学的结构主义思想，同时又对新文化地理学中的记忆、认同等加以体现。

总之，从国内学者关于地方性的定义可以看出，其研究的概念范畴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学科或领域，而是对多学科的地方性概念的糅合，并且在地方性概念研究中达成一个共识：即地方性代表了一个地方的特质，而这种特质可以将一个地方与另一个地方区别开来，即使其具有相对性或流动性，在某一种状态下或某个时间点上这种特质是真实存在的，这就是地方性的核心内涵。

（2）关于“地方性”构成要素的研究

国内关于地方性概念的另一个研究焦点是地方性究竟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吴必虎和宋治清在国内最早将地方性的构成分成三大元素，即“自然地理特征、历史文化特征和现代民族民俗文化特征”。此后台湾学者吴淑华（2005）提出：“地方性包括气候风土的自然轴、开发过程的历史轴、产业形态的经济轴以及风俗习惯的文化轴四个轴向”^[51]。虽然是按照不同的轴向来划分，但可以看出其在吴的划分方式基础上将民族民俗文化特征分成了产业经济形态轴和风俗习惯文化轴。唐顺英等（2014）将地方性要素分为四个方面，包括“不可移动的自然条件(如气候、水文、地形等)，历史上积累的实体要素(如建筑物、景观以及各种设施等)，根植于此的社会文化(如历史上的名人、发生的历史事件、风俗习惯等)和经济的独特性(在世界或者区域经济网络中的独特性)”^[52]。这种分法实际是沿袭了吴淑华的四个轴向，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细化，但对历史积累的实体要素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并不够明确。熊剑平等（2015）从旅游目的地地方性感知的角度将地方性感知划分为“自然旅游环境、人文旅游环境、民俗文化遗存和地方民风特质”^[53]，但从概念角度来看，其人文旅游环境和地方民风特质以及民宿文化遗存之间存在相互交叉关系。基于此，作者认为以自然地理特性、历史文化特性和生活民俗特性来解构地方性是较为合理的。

（三）地方感（sense of place）概念的出现和研究

1.地方感概念的构成

国外关于地方感的研究是随着地方性研究的不断深入而出现的，通常认为地方感由地方认同、地方依赖和地方依附（依恋）组成。这些概念之间存在相当程度的重叠，但它们具有鲜明的特征（Bonnes＆Secchiaroli，1995）。

地方认同是指：通过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想法，信念，偏好，感觉，价值观，目标和行为倾向和技能的复杂模式来确定个人相对于物理环境的个人身份（Proshansky，1978）。作为一种认知结构，地方认同是一个更全球化的自我认同的子结构，同样可以考虑性别认同和角色认同（Proshansky等人，1983）。地方依恋被描述为在群体或个人与他们的环境之间发展的积极地联系（Altman＆Low，1992;Williams et al，1992）。它明确包含情感内容。例如，Riley（1992）强调地方依附是“超越认知，偏好或判断的人与景观之间的一种关系”。地位依赖被Stokols和Shumaker（1981）定义为“居民感知到的他或她自己与特定地方之间的联系强度”。

2.地方感概念因子模型

Relph在其地方与地方消弭一书中构建了地方感因子模型，将地方感分为自然环境、活动、意义和地方精神或地方特色四项因子^[54]。

图2-3　Relph的地方感因子模型图

此后，1981年，Steele构建了一个包含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人（心理因子）的地方感因子模型^[55]。

图2-4　Steele的地方感因子模型图

1982年，Zube等强调地方感形成过程中人与景观互动的过程，提出了一个由人、景观、相互作用、结果等因素构成的景观感知模型^[56]。

1996年，Greene将管理环境作为一个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并列的环境因子，构建了地方互动模型^[57]。

图2-5　Greene地方感因子模型图

2000年，Bott对人工环境地方感进行了研究，研制了一个由自然环境因子、文化环境因子、情感因子和功能因子等四个维度构成的心理测量量表^[58]。

由于国外直接研究地方性因子的较少，大多结合地方感进行因子研究，因此本书关于地方性构成上也参考了国外关于地方感概念因子模型的相关研究。

（四）本书研究中关于“地方性”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基于本节关于地方性相关概念的综述和辨析，对本书研究中与地方性相关的术语界定如下：

1.地方性

本书研究的地方性既不局限于人文地理学，也不局限于经济地理学和建筑现象学，而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综合对比的基础上，提炼出地方性的核心内涵和本质，即：地方性是一个地方（场所）的性格，这种性格是经过长期积累和沉淀而形成的，它既不是简单的地理区位，也不是简单的人类经验，而是人地互动过程中达到的一种和谐状态，它不仅可以让居住在其内的人感受到它的与众不同，也能够让外来者一眼看出它的独特性。在具体的构成要素上，借鉴国内外学者关于地方性及早期关于地方感构成要素的相关研究，将地方性的构成要素界定为三个方面，即自然地理特性、历史文化特性和生活民俗特性。

2.地方性与地方感

从地方性与地方感的概念来看，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地方性是一种状态属性，是客观存在，这种客观存在不受主观感受的影响，即你见或者不见，它都在那里；而地方感则是一种心理感受，是主观情感，必须要借助主体人才能表达和反映出来，因此两者是有区别的。同时两者是有联系的，即地方感必然是基于人对地方性感知的基础上形成的综合情感，因此两者也存在因果关系。

3.“地方性影响的居民感知”与“地方感”

本书研究的地方性影响感知与地方感也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地方性影响感知即“对地方性影响的感知”，它是一个感知的过程，即感知这种影响从发生到终止的整个过程，包括对自然地理特性影响过程的感知，对历史文化特性影响过程的感知以及对生活民俗特性影响过程的感知。而地方感则是这种感知的结果，即通过对影响过程的感知，在居民心理上形成的综合结果：包括依恋、依赖、认同等。两者的联系在于前者是因，后者是果，以前大多数研究都是注重研究感知结果即地方感，而对其感知过程研究较少，本书正是从其感知过程着手，重点研究对三个维度影响过程的感知，并通过相关案例实证调研的数据统计和分析建立地方性影响感知与地方感之间的联系。

4.乡村社区

地理学研究乡村社区主要从区域和综合的角度入手，将其定义为“一定乡村地域上具有相对稳定和完整的结构、功能、动态演化特征以及一定认同感的社会空间，是乡村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和空间缩影”。本书研究对象乡村社区是指以旅游扶贫为主要发展方式，居民通过个人或团体方式参与旅游扶贫，并形成了具有稳定结构和功能，乡村居民对其有一定认同感的社区，它不只是一个单独的行政村，可能是同时开展旅游的几个相邻的村落组成的一个整体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