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儿子，生在斯坦福医院，长在学生宿舍区，终还是与斯坦福无缘啊。”香云悻悻地说，“去年一赌气，他不再申请任何大学，直接上了那边的山麓社区大学。”每当我们登上后山山顶，看到山麓边绿树丛中的斯坦福建筑群的红瓦顶时，香云总是如此感慨。

艾米听腻了，“又来了，你夸饭馆儿菜烧得好，难不成饭馆儿就得留你做厨子？”

“香云，社区大学会是你儿子的起跳板。我认识的常瑞华，就是从社区大学生开始，做到美国工程院院士。”

“院士？这可是是工程领域专家的最高荣誉呀！”

“她上山麓社区大学时还在斯坦福大学旁的中餐馆做洗碗工。”她俩不由得啧啧称奇。常瑞华是华人的传奇，但知道她的人并不多。下山的时候，我开始讲常教授的故事。

1994年，我是斯坦福金斯顿光电实验室主任潘泰教授的行政助理。那年夏天的毕业典礼，我在现场协调秩序。教授和博士生就要列队入场了，我看到教授队列里有个瘦小的女子，黑色的袍子在地上拖了一大截，白皙的面庞，透明塑料框的近视眼镜，浓黑的齐耳短发。哪像教授？于是，我拍拍她的肩膀说：“马上就要入场了，学生的队列在那边。”她身后的皮尔斯教授说，“她是教授，常教授！”“这不是第一次了，”她笑了笑，向我伸出了手，“我叫常瑞华。”20世纪90年代，作为工程院的女教授，常瑞华是斯坦福的风云人物。

当年，金斯顿光电实验室为了营造交流机会，每周五上午10点都在院子里摆上咖啡、果汁、面包圈和奶酪，教授、研究生和工作人员加起来有百十来口，聚在一起，有吃有喝，海阔天空，我听到不少关于常教授的故事。

常教授的父亲16岁离开哈尔滨到台湾，1978年中美建交成为定局，他决定移民美国，这样就可以回老家了。1979年4月，她父亲回到哈尔滨去看分别了三十年的父母。等他从中国回来，才发现从台湾带来存在银行的钱几乎全没了。原来，银行在未经他同意的情况下把钱拿去做期货交易，十天内就输光了他们全家的所有积蓄。那时，常家已经付了头款，买了一座小房子，如果不能每月按时还贷，房子就会被银行没收，全家将会流落街头。常教授的父母英文不好，只能做工钱最低的清洁工。可是，祸不单行，她父亲在柏拉阿图高中打扫钟楼时，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下来，从此卧床不起。

顶梁柱倒了，弟弟妹妹们都还太小，作为家中的长女，她不得不开始找工作。第一份工是在中餐馆，就在斯坦福大学附近。因为英文不好，她连跑堂都当不了，只能做洗碗工，每小时的工资不到一美元，但聊胜于无。每天她的工作就是给厨师打下手，洗菜，切菜。客人吃完了，就收拾他们用过的餐具，擦桌子，然后洗碗。有时候太忙了，洗碗时都忘了戴手套，从手指尖到小臂布满了血口子。同时，她还去成人学校学英文，就想当个跑堂的，免去洗碗之苦。

我把香云的下巴往上托了托：“这些都是当年常教授亲口对我说的。”

艾米指着不远处的饭馆说：“别走了，咱去那儿边吃边聊如何？”

我们在屋角儿的餐桌旁坐下，点了一壶乌龙。在她俩热切的目光里，我接着说：“后来，她加入了东北同乡会。会里有个叔叔告诉她，以她家的状况，可以申请到助学金，上社区大学。于是她就到附近的山麓社区大学注册。半年后，她的英文就很溜了，在中餐馆也做跑堂了。为了贴补家用，她又找了一份周末做输入员的工作，平时白天上课，兼做数学家教，晚上仍然在中餐馆打工。一年半后，她攒够了学分，转学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两年的硅谷生活告诉她，一定要读理工科，最好是电机系，毕业后好找工作。”(www.daowen.com)

在戴维斯电机系，她平均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就像长在实验室里的一棵树，常在实验室打地铺，其实宿舍离那儿并不远。大三结束的夏天，她到惠普做夏季工，工钱是每小时十九美元，比一年半前的收入多了十倍以上。

大学毕业时，她选择了伯克利读博士，主要是因为维纳瑞教授。他是光电物理领域的翘楚，帮助戴维斯建了工学院，其间认识了常瑞华，被她的才华和拼劲儿折服，向她发出了邀请。有机会告诉你们的孩子，申请博士学位前，和有关教授建立关系是多么重要啊！

瑞华博士毕业后进入贝尔通讯实验室，做的是半导体激光阵列应用研究，后来被斯坦福挖走。

“激光阵列精确和快速的特性，使得它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下，都能做到3D识别。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技术，光是它的应用研究就花了近三十年的时间，现在总算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最新款的苹果手机人脸解码，用的就是这个技术。目前最火的自动驾驶，关键是大幅缩短系统判断时间，激光阵列会是下一代产品的核心技术。”作为硅谷的资深工程师，香云的话很有权威。

“是啊，常教授凭借在激光阵列领域的研究成果，当上了伯克利工学院副院长、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TBSI）共同院长、美国工程院院士。2018年还得到日本工程界最高奖——大川奖，这是国际工程界的殊荣。2017年大川奖得主是斯坦福前任校长、现任谷歌董事长轩尼诗教授。”

我们三人开始研究菜单，一道强光打在我们的桌上，抬头一看，是餐馆的门开了，近来一个短发女人。由于背光，我看不清她的容颜，那轮廓很像常教授。跑堂的把一个大袋子递给她：“您的菜齐了。老板特送您一道当红炸仔鸡。”她接住袋子，递过钱，很亲切地说，“不用找了！替我谢谢老板，叫他不要太辛苦了！”就朝门外走去。“您瞧您，真不好意思，慢走啊您呐。”

“是她！”我连忙冲出餐馆，只看了到她的车尾。

斯坦福主校区建成于1891年。设计师奥姆斯特德在影响美国历史100人中名列第49。他综合纽约中央公园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设计经验，设计了斯坦福主校区。校区建筑黄砖红瓦，拱廊相接，体现了17世纪起遍布加州的西班牙传道堂的独特风格。环绕着这些建筑的是漂亮的花坛和郁郁葱葱的林荫大道，还有常绿的草坪，无不体现了崇尚自然、人文关怀的设计理念。花坛里种的全是加州特有的植物，从参天的棕榈树到四季轮流开花的树丛。几十年来，凡有朋友自远方来，我都和他们一起漫步在深邃的拱廊间，尽管背景和年龄不同，但都表达同一个愿望：“一圈儿下来，没别的，就想读书。”

费罗丽（Filoli）庭园坐落在距离旧金山南部约40千米的伍德赛德。Filoli这个名字来自第一代主人波恩先生的座右铭：Fight for a just cause； Love your fellow man； Live a good life！大意是：“为正义而战，给同胞大爱，让生活高雅！”怀着“越活越年轻”的憧憬，波恩在房子周围的花园倾注了大量的资金和精力。1922年最后完工，他刚搬进宅子就中风了，从此只能坐在轮椅上，欣赏花园的美景。他的女儿从欧洲赶来看他，却不幸死在途中。1936年，航运大亨罗斯夫妇买下这座花园，1975年罗斯夫人将宅子、花园连同周围约4000亩的私人领地，捐赠给了美国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National Trust for Historic Preservation）。从此，这座隐藏在山野间宏伟华丽的私人庄园才正式向公众开放。罗斯夫人于1985年去世，享年95岁。

我去的那天，正赶上下雨，我是第一个游客，偌大的园子，空空的，愧对千姿百艳的鲜花。宅子里的陈设一如当年，漫步其间，总觉得主人就在隔壁的房间里。宽敞典雅的大厅里，有一架三角钢琴，一位白胡子老人入情地弹着。装扮成管家的导游告诉我，几十年来琴声不断，不管有没有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