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的夏天，闺密托我去给她的新房客送钥匙和迎新礼品。朋友说，新房客是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大名鼎鼎的癌症专家，房租很可观。

我一手拎着酒瓶子，一手抱着百合花就往她家走，远远地看到两个人站在门洞里。男的一看就是荷兰人，高大，瘦削，满头蓬松的白发，一对蓝眼睛，怎么看都像波斯猫。女的除了矮小，和男人没什么区别，连脸上的纹路都一样，怀里抱着一只大耳朵没毛的猫。他俩身后站着一个亚洲女孩。

“我叫芮内·波纳茨，这是我的老板苏菲，女儿晨。”一听就是中国名字，哪里还需要什么花儿呀酒的，一个中国少女立马把我们变成了远亲。我顺风顺水地接受了波纳茨夫妇“喝一杯”的邀请，也是因为晨是高中生，他们想知道社区和高中的情况。这都是我的强项，哗啦哗啦一直聊到主人开灯。从此我们成了近邻和好友。

芮内在斯坦福和基因技术公司做访问教授，苏菲在镇上的一家儿童心理咨询诊所工作。半年时光很快就过去了，初夏的傍晚，我在家为他们饯行。餐后我们围坐在院子里的篝火旁，两瓶酒下肚，芮内聊开了往事。

“1982年的冬天，朋友邀我去瑞士滑雪。我当时正在忙一篇论文，不想去。他说，免费住在一个教授的度假屋，而且这个教授有个漂亮的女儿。我一听，拎起包就和他上路了。和那教授一打面儿，我的心就凉了。他是荷兰癌症研究的顶级专家，我申请过他的博士生，被拒了。他学术成就很高，但很可怕，他的女儿我躲还来不及呢。我正盘算着怎么脱身，一个年轻女子走进屋来，在我29岁的生命中，从没见过如此美丽的女人。我开始找各种理由，在教授家混了一个月。苏菲美得像太阳一样耀眼，我得时刻戴着墨镜。”

苏菲把手从芮内的手里抽出来，脸在篝火的映照下红彤彤的。

“1987年，我们在波士顿举行了婚礼。我那老丈人指着我说：如果当年录取他，我和他只相处四年，现在他拐走了我的女儿，我得和他纠缠一辈子了。”芮内得意地大笑起来。“我们在波士顿住了七年，苏菲想家了，我们就搬回了荷兰。我开始给老丈人打工，他是荷兰癌症研究所的主任。也许正是因为这层关系，他对我很严厉，我做什么他都不满意。看苏菲的面子，我坚持下来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段我在专业上成长最快的时光。”

“在哈佛他已经当上助理教授了。”芮内乘机又握住了苏菲的手。苏菲接着说：“我们一直没能生孩子，眼瞅着年纪大了，于是决定领养。我俩上了许多必修课，通过儿童福利监管机构的审查，然后被列入等待收养家庭的名单。荷兰在领养方面有很多规定，其中一条是领养人不能大于43岁，而且和被领养的第一个孩子的岁数之差不能大于40。”

“怕孩子没长大我就挂了，你看我多么健壮。”芮内做出掰腕子的样子，胳膊上的肌肉一棱子一棱子的。苏菲笑着按下他的胳膊。

“我们等了七年，都快绝望了。在芮内43岁生日的前一周，我们接到了通知，有一个3岁的中国女孩等待领养。我俩第二天就飞往中国江西。你必须得相信奇迹，在地球的那一端，玉，一个中国小姑娘，成了我们的女儿。玉到家后，我没送她去幼儿园，因为她已经在福利院过了三年的集体生活。我和她朝夕相处，她当时讲一口流利的江西话，是个很倔强的孩子，对每件事都用‘好’或‘不好’来表达。她很聪明，不到三个月就能讲流利的荷兰语了。”苏菲像天下所有母亲一样，说起孩子，你就得耐着性子听。

“大约一年半后，我们又接到通知，玉的福利院新接收了一个18个月大的女孩，名字叫‘晨’，问我们是否愿意领养。想到玉会有个妹妹，我俩很兴奋，很快又去了江西，带回了晨。玉对晨可好了，她俩差3岁，玉像妈妈一样爱着，甚至管束着晨，从读书到发饰，没有她不操心的。晨天性很安静，一切都听姐姐的。”

“荷兰人主要吃面包，她俩都不喜欢，她们很喜欢米饭、面条和酱油。现在她们长大了，早餐都吃面条，不健康，但儿大不由娘呀。”

“有一次我和我婆婆唠叨：街上有人问我这俩孩子哪里来的。我婆婆睁大眼睛，很生气地说，怎么可以这么问？关他屁事！这就是你的女儿，我的孙女！”

芮内说：“血脉也不能保证孩子完全传承父母的特征。你生了三个孩子，他们都像你们俩吗？对不对？”

“现在玉已经当了护士，有一天她和芮内讨论基因和癌症，突然说很想知道自己血亲的健康状况。我们也问过福利院，他们说当年警察在派出所大门口发现了玉，她的父母没有留下任何信息。如今，晨都开始了大学生活，我们真的空巢了。”说到这儿，苏菲满脸落寞的样子。(www.daowen.com)

“荷兰的大学容易上吗？”我问。

“她俩好像还挺顺的。荷兰的大学生一般都打工，我不认为大学生应该花很多时间打工。年轻人就应该学习和探索，而不应该为钱而打工，这辈子，你有很长的时间工作。玉交了男朋友，我看不上他，可玉很喜欢他，还搬去和他住。这个男孩子，就爱打水球，朋友都是高中同学，度假也不出国，就住在酒店里，能打场水球就满足了。”芮内无可奈何地说。

“天下的父母都认为自己的孩子最好，谁都配不上。”我笑着打圆场，起身给篝火加劈柴，芮内拦住我，“天不早了，我们明天就要飞了，多保重，荷兰见。”

还没等我去荷兰，芮内应邀在旧金山国际癌症大会做主旨演讲，介绍他最近在《细胞》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黑色素瘤患者在产生耐药性的同时，也暴露出易感性，”芮内伸出拳头在我面前转了180度，“我据此开发了一种新的疗法，到敌人的后方去，从易感性下手，杀死耐药性的癌细胞。”谈起他的研究，芮内像得到糖块的孩子一样兴奋。“开了一天会，我们到海边走走吧。”

“你在这停几天呀？”

“我明天就去南加州，去我的公司开会。”

“你还有公司？做什么的？”

“简而言之就是给早期乳腺癌患者提供检测，其结果决定她是否需要化疗。化疗的过程让人痛不欲生，但目前是根治乳腺癌的有效手段，如果病人挺得住的话。我和同事在2002年做了一项研究，我们把人类基因图谱中25000个与癌症有关的挨个儿做了研究，发现其中70个与乳腺癌的复发有关。这项结果发表在当年的《自然》杂志上。2003年Agendia公司在阿姆斯特丹成立，2008年在美国建了分公司。过去的五年里，我们给7000多名病人做了检测。结果表明，46%的病人不需要化疗。这不仅给病人减轻了不必要的痛苦，而且大大节省了医疗费用。目前欧洲和美国政府医疗保险已经采用这个检测。”

“中国也需要这样的检测呀，可是中国不容许人体组织出口。”

“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检测设备集成在一个小盒子里了”，芮内用手比划着，“理论上在中国国内也可以做这项检测。”

“中国可是个大市场，如果价格合适的话。”我开始给他讲述新出的电影《我不是药神》。不知不觉，我俩走到了39号码头，数百头海狮懒懒地躺在海面为它们特制的木排上，享受着游人的关注。

“我的实验室有好几名来自中国的博士后，他们也都说该去中国。我这次去南加州的公司，和他们说说这事儿。”

不等我接茬儿，海狮们突然大叫起来：“欧耶！欧耶！”此起彼伏的喊声撕破了港湾的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