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股劲儿上来，谁也拦不住”，“出口伤人”，遇到这样的人，最好的策略就是“躲”。中午和几个闺密午餐，又碰上这么一位，躲之不及，一肚子怨气，于是和在洛杉矶的朋友小丽煲电话粥。小丽听完我的倾诉，说：“这人有病，别和病人一般见识。”“看上去好好的，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有病也是精神病。”“还真让你说对了，咱中国人常常用‘刀子嘴，豆腐心’‘心直口快’，自我安慰一把就过去了。美国人管这叫ADHD，一种精神疾病。下周我去斯坦福心理系，我公司的三个创始人都在那里，我们的产品要在那里测试了。你那儿有住的地方吗？”“当然，就住寒舍吧！”小丽是心理咨询师，两年前就开始创业，与斯坦福和南加大几位知名的心理学教授用人工智能和VR技术，开发一个心理测试产品，没想到这么快就做成了。

小丽在我家住了近一个月，我的闺密们知道了小丽的身份后，常来我家串门，我积年存下的茶叶都快被喝光了。她们大多问关于孩子的问题，话里话外离不开ADHD。我一边沏茶倒水上瓜子，一边耳濡目染。趁着当下有ADHD专家的错觉，壮着胆子，写成此文。

麦克妈妈说：“最近我三番五次被校长请去，说是孩子太闹了，不正常，强烈建议去看精神科医生。男孩子哪有不闹的？眼前越调皮的，将来越有出息，咱中国人不都这么说吗？这么小的孩子就看精神科，让我这当妈的脸往哪儿放？”

凯文妈说：“我儿子上私校，校长说如果我们不去看精神科，就退学。所以就去了，测试花了整整三天，不仅测我儿子，还要拽上我们全家。老公国内那一大摊子，哪有这闲工夫？可那大夫说，没有全家的参与，没法做。生生地逼着我老公机票改期。前儿个结果出来了，我儿子患有严重的ADHD。这可怎么整？”

艾米说：“我弟弟半年内换了八份工作，每次都是和头儿吵架，气得忿儿忿儿的，不是他愤然辞职，就是被炒鱿鱼，目前在找第九份工作。好在他是编程高手，硅谷这样的工作大把的，但也禁不住这么折腾呀。”

轮到小丽，号称ADHD专家，她一开口，话就绵了：

“我初到美国，给医院打电话，遇到留言机说，如果你遇到医疗的和精神上的紧急情况，请打911。我当时就想，生理上的疾病，像癌症、心脏病，突发时会死人。精神上的疾病也这么邪乎吗？后来多次和不同的医院打电话，留言机几乎是一样的。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对呀，心理疾病不仅危害病人自己，而且伤害周围的人和整个社会。美国突发的恶性案件，80%的作案人有精神障碍。我决定学习心理学。

“ADHD是一种精神障碍，大都发生在孩童期间，美国至少有十分之一的孩子有明显的症状，男孩是女孩的四倍。ADHD是天生的，如果父母有ADHD，那么孩子有50%的机会中奖。ADHD是非常复杂的，影响到孩子生活的各个层面，他们通常有以下几种表现：不停地动，搅乱课堂。社交能力非常差，不能和其他的孩子合作，当然很难有朋友。孩子总觉得要同时跟心中的好几个魔鬼在打架，精力无法集中，丢三落四，学习成绩差，日常生活和情感像过山车一样，常常受到家长、同学和老师的指责和批评。患有ADHD的孩子，自行车事故比正常孩子高出50%，去急诊室的次数比普通孩子高33%。最近美国一项长达九年的ADHD专项研究指出，有66%的孩子把ADHD带到了成年，85%的ADHD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会发展成酗酒和滥用毒品。患有ADHD的成年人，自信心非常不足。相比同龄的普通人，ADHD的医疗费用高出1倍，性伴侣数目高出1.6倍，车祸发生率高6倍，意外怀孕率高8倍。由于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经常‘冲冠一怒’，他们的离婚率很高，工作中被开除的概率是普通人的两倍，犯罪率是普通人的8倍。令人沮丧的是，ADHD不会自愈，必须寻求帮助。

“研究表明，ADHD如果能在孩童期间得到治疗，那么成人后，症状通常会减轻75%，会比较容易进入正常的社会生活。一般说来，7岁左右是症状集中显现的年龄，这也是最佳的治疗时期。13岁以后，进入青春期，治疗的难度加大，疗程加长。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是看心理医生，制订一套治疗方案，反复实践，逐步锻炼孩子大脑的控制功能，使之从有意识变成下意识。这和赛跑一样，只有练出大肺活量和肌肉，才能跑出成绩。治疗通常需要2到3年的时间。这期间，学校和父母高度配合，家长多倾听，常和孩子共同做一件事，及时鼓励，帮助孩子制订计划，养成完成计划的习惯。ADHD的孩子对大人的精神状态十分敏感，如果大人经常处于高度紧张和愤怒的状态，那么孩子也会如此。比如说看电影时，遇到了惊险的场面，人们会不由自主地闭上眼睛。孩子也是。如果大人愤怒激动，孩子就会切断和大人的关系。患有ADHD的孩子通常是顺毛驴。平和的家庭不会有暴躁的孩子，即使有了也会改变。(www.daowen.com)

“在学校，最好把有ADHD的孩子的座位摆在离老师最近的地方，尽量给孩子更多的关照，延长做作业和考试时间。我记得在斯坦福上学时，我的一个同学有医生开的患有ADHD证明，考试时间比我们长半个小时，而且他单独一人在另一间教室里答卷。我当时觉得很不公平，现在我对他充满同情。心理健康和能念会算在美国的初级教育系统里同等重要，我所在的加州每所小学都有心理辅导师。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成人，一般公共场合，都彬彬有礼，谦让有序。你不必是什么专家，但你是和颜悦色，不愠不闹，不急不躁随大流的‘老好人儿’，到哪儿都吃香。

“话说回来，ADHD治疗的第一步当然是诊断。传统的诊断，麦克妈妈说的没错，需要三天，老师、家长都要参与。很多保险都不支付这种费用，要自掏腰包，而且普通民众羞于进精神科。这些原因加起来，令许多人望而却步。

“美国精神障碍患者达4000多万，同比，中国至少有1.5亿。当今的社会科技平均每四个月就会更新，人文环境也是日新月异，合作、社交能力越发显得重要。而ADHD患者天生缺乏社交能力，他们默默地忍受着来自生活各个层面的持续的挫折和歧视。当他们忍受不了而爆发时，整个社区都陷入痛苦之中。在美国发生的枪击案，几乎所有案犯都是ADHD患者。中国恶性案件很少见，但是普遍感觉到人们火气大，家庭成员间、同事间经常恶语相向。ADHD的孩子长大了是冲动、任性、凭感觉，还是蜕变为成熟、理性、负责任，取决于全社会的重视和努力程度。

“人们在呼唤一种省时、省钱而且私密的ADHD诊断方案，政府和有责任感的企业家都出资支持这方面的研发。我们公司的创始人是几位全美知名的、长期致力于研究VR技术在精神治疗和康复领域里的运用心理学专家。第一个产品就是用VR诊断ADHD，我们在洛杉矶、纽约和上海都已经开始测试，现在和斯坦福心理系的合作进展得很顺利。我开个后门，你也来测一测？”

“我？ADHD？我把话撂这儿：这世上的人都成了ADHD，我也活得倍正常！”

“ADHD岂是你想得就能得的？你也忒看得起自个了。ADHD控制好了，是爱因斯坦、莫扎特、伽利略、达·芬奇、爱迪生，还有你的偶像汤姆·克鲁兹；失控了，也是凡·高。哪就轮到你了？”

闻听此言，我懦懦地央求小丽：“要不赶明儿我去测测？”

次日，小丽带我走进斯坦福精神行为研究大楼内的实验室。坐在计算机前，我戴上了VR眼罩、耳机，右手握着一个带按钮的手柄。实验员在我的右手腕和右小腿上绑上一个传感器。开始了，我的眼前是一个虚拟的三四年级的教室，黑板上不断出现单个的英文大写字母，如果看到A后面跟个X，就捏一下手柄上的按钮。这期间有鸟儿飞入教室，有卡车隆隆驶过，有外人突然进入教室等情景出现，总之就是要分散你的注意力。13分钟测试结束，我摘下眼罩和传感器，心理系的教授给我分析测试结果，我越听越泄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