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云是我认识的最幸运的女人，硕士一毕业，就加入一家半导体初创公司，没几年公司上市，而且股价一飞冲天。她年纪轻轻就退休了，平日里除了打球就是看博物馆。

初夏的傍晚，我俩离开金门公园的笛洋美术馆，走到大街上觅食。我琢磨着，今天怎么着也该我买单了，最好挑个价钱合理的。路边有个意大利比萨店，我想比萨嘛，再看这店的门脸，贵不到哪儿去，就拽着她往里走。一进门傻眼了，里面灯光昏暗，还有亮晶晶的吧台，店员迎上来，那典型的意大利脸上的意大利式的笑，都溢到胡子尖儿上了，一看就知价格不菲而且没有退路。

卓云的手指在饮料单上滑动，“太花哨了。”她嘟囔着。“想听听我的建议吗？”循声望去，一个中年男人向我俩挥手。“邢先生，您怎么在这里？”卓云满腔惊喜迎过去，“这是我的朋友舒叶，”她转过身来，“这是我公司的老总，邢正人！”邢先生说：“我虽滴酒不沾，但能猜到女士们喜欢什么样的酒。”他为卓云点了柠檬马提尼，给我点了薄荷朗姆。跑堂的把我们三人安置到一张大餐桌，上面摆了一大盘风干火腿片和油泡橄榄。

“这家店的老板兼大厨吉瓦尼是我的老朋友，我每次来旧金山都在这里用晚餐。”邢先生说。

卓云说：“上个月我从西雅图回来，误了班机，给我先生打电话，告诉他我要在西雅图耽搁一天了。不一会儿，我先生打回电话说邢先生正好当晚离开西雅图，他请我搭他的私人飞机。这是我第一次坐私人飞机，不用安检，汽车直接开到飞机门前，太方便了。”

“私人飞机？”眼前这位邢先生一定是个有故事的人。于是我海阔天空，东拉西扯，气氛一下子热络起来，再加上酒精的作用，终于打开了邢先生的话匣子。

“我1959年出生在上海，我的父母都是水利专家。我8岁那年，正值‘文革’，他俩去外地‘支内’，我就和奶奶过日子。奶奶已经70多岁了，身体很不好，有时都下不了床。父母不在身边，无论我做什么，奶奶都说好，活得真是无拘无束。那个年代，我家常常揭不开锅，可我有成群的朋友，我们在一起用木头做风筝，还有飞机和船的模型。那时的节目可多了，打弹弓，斗蟋蟀，打群架，下军旗、象棋、围棋，夜里钻进食品店偷吃的。”

“当年你是怎么熬过来的？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卓云问。

“当年大家都一样，并不觉得苦。能吃上一顿饱饭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那时的口号是‘复课闹革命’，在学校我读书就像照镜子一样，是反着的，不光是反的，还没有次序。别人看东西是从左到右，或从上到下，逐字逐句地读；我是一大片一大片地扫过去，入眼的都是几何形状，而不是字。当然了，我一直是所谓的‘后进生’，老师和同学都说我笨，可我知道我不笨。因为老师在课堂上讲的物理和数学，我都听得懂，课堂上回答问题，我不比我的同学差，甚至比他们还好。我总想证明我不笨，但一次又一次的考试成绩真的打脸，啪啪的。”邢先生把手放到脸上，夸张的表情令我和卓云忍俊不禁。

“我现在还和发小们有联系，聚会时他们提起当年我和老师打架，我把他追得满楼道跑，后来不得不在六百人面前念检查。13岁那年，我和我奶奶被扫地出门，从小洋楼搬到了大杂院。有一次，邻居的大小伙子命令我奶奶搬东西，奶奶身体不好，动作迟缓，他就推她打她。我放学回家，看到这一幕，进屋抄起菜刀就冲了出来，向他头上砍去。他一闪身，刀落在他肩膀上，他落荒而逃到医院缝了好多针，我进了派出所。因为我年纪小，未成年，父母也不在身边，那位曾和我打架的老师实际上很喜欢我，他说这个小孩，不是坏，只是倔，家中处境凄凉，值得同情。由于他给我做了担保，我只被关了几天就放出来了。从此以后，那一片儿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们祖孙俩了。”

“你的童年挺水浒的嘛！”

邢先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上高中后，我被选到体校特训游泳，每天训练半天。对我这种笨孩子来说，体校成了我的救命稻草。我常常自我安慰，不识字没关系，我的人生目标是当游泳冠军。我16岁那年，父母结束‘支内’，回到上海，发现我连报纸都读不了，妈妈立刻就给我找了家教，从识字开始，一对一地教我识字。我刚刚能认识几个字，体校说我心跳快，游泳是没出息的，把我开除了。我当时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难过得要死不活的。没办法，我只好跟着家教学习。我是通过写毛笔字学习认字的，与其说是写大字，不如说是画画。在我的脑子里，每个大字都是一个有意义的图形。就这样，我慢慢地可以读报纸了。多少年后我才意识到，冥冥中，是老祖宗的象形文字带着我逃脱了文盲的命运。”

“对了，我家有一幅邢先生的墨宝，是当年我家刚搬进新居后他给我们的贺礼。两年前，一位国内知名的书法家看到这幅字，翻来覆去问了我好几次，啧啧称奇。”卓云看着我，一幅恍然大悟的样子。

“高中毕业时，因为父母曾经下乡，我就有资格留在上海，被分配去了技校，学习车工和钳工。可到了1978年春，第一次全国统一高考，我因为是在校生，没有考试资格。但那时管得也不严，我写了一封介绍信，技校的老师给我盖了一个大印，我拿到了考试资格。当年上海的录取分数线是300分，我考了300多分，但因为我的在校学生身份，所以必须由我所在的学校开介绍信推荐我，才可入学。可我在技校成绩不好，每次考试，答题都是从后往前做，也就是说从难到易，估摸着够了60分，就交卷出去玩儿了。车工和钳工技术考核时，我也是做出要求的零件形状，能及格就行了，抛光、打磨这些程序我从来就看不上。老师都认为我是个坏学生。在那种环境下，我每天都很愤怒，破罐儿破摔，经常和人打架。再加上海外关系复杂，家庭成分不好，就这样，大学的大门在我面前关上了。”

卓云一仰脖，第一杯酒见底了。殷勤的酒保走过来给她满上。

“技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上海纺织机械研究所的车间做车工和钳工。那时，我突然迷上了数学，每天也无心工作，沉醉于解各种偏题难题。后来参加了电大考试，成绩过了录取分数线，我去单位开介绍信，书记说：你平时太散漫，工分完不成，我不给你开介绍信是对你负责。从现在起，你端正态度，把工作做好，明年我批准你上电大。”

“那你不气死啦？”卓云抿了一口酒。

“可不是？1979年中美建交，让我倒霉了一辈子的海外关系给我转了运。1980年，我在美国的姑妈到上海探亲，看到我那惨样，回美后，就帮我申请到美国留学。1981年的初夏我来到美国旧金山，住在姑妈家。姑妈一家人都是常春藤名校毕业的，传统的知识分子，家规非常多，而我从小就是没规矩的野孩子，没住几天我就和她吵翻了，离开了她的家。那时正值夏天，学校不开学。我背着我的全部家当，漫步在旧金山的街头上，身上只有30美元，语言不通，真是走投无路。好在天气不冷，我就跟着一帮流浪汉混，夜晚在金门公园里，他们教我用废旧纸盒子搭一个窝，半夜非常冷，刚好送报纸的一般都在凌晨一两点钟把报纸卸到各个分销点，我就跟着流浪汉们一起去那些分销点搬一摞报纸，塞到大纸盒子里，连铺带盖。你还别说，挺暖和的，像睡袋一样。”

我让跑堂的换上一壶新茶。邢先生轻轻地摇着茶杯，茶水在昏黄的灯光下金光荡漾。

“后来有一天晚上很晚了，我饥肠辘辘，在街上找饭吃。路过这家餐馆，老板正好走出来，他看见过我在金门公园的样子，问我愿不愿在这里洗盘子，可以提供吃住，还有热水澡。我那时浑身痒得都快发疯了，一听说有热水澡，就答应了。老板递给我一大盘意大利面。等我洗完澡，他领我到库房，指着一堆面粉袋子问：‘你看这床行吗？’我有挑的资格吗？老板走后，我把面粉袋子码平，躺上去扭了扭，面袋子在我的身下，该凸的地方凸，该凹的地方凹，那是我这辈子睡的最舒坦的‘床’。在意大利餐馆的那段日子是我来美国后最悠闲的时光。后来和老板聊天，才知道老板出生在西西里岛上一个贫穷的渔家，他妈妈特别会做饭，他到美国后和我一样身无分文，后来竟开了这家餐馆。

“我每周在这里做两三天，其他几天去另一家面包房工作，那个老板很黑，当时最低时薪是3.25美元，他只付我1.5美元。我因为语言不通，而且急需钱交学费，就同意了。可到了发薪日，他连一分钱都不付我，我一怒砸了他的门脸。他吓坏了，加上理亏，就把工钱给我了。当然这份工也就没了。我又找了一份工，清洁地下电缆。那时没有任何防护设备，我钻到地下，清扫沉积在电缆上几十年的污垢。恶臭、粉尘弄得我喘不过气来，直到生不如死的感觉充满了我的脑子，才不得不放弃。

“那时，作为一个语言不通的新移民，为了生存，什么脏活累活，只要能挣到钱，我都做。就这样，混到了9月开学，当时的学费是1800美元。我根本赚不到那么多钱，幸亏我姑妈给我付了学费，意大利店的老板也给我增加了工时，我再也不用到处找零工了。

“第一个学期结束后，我的堂姐来看我。她告诉我，旧金山以南、斯坦福大学附近的柏拉阿图有成人语言学校，不收学费。这可以省一大笔钱啊。于是我搬到了那里，三个中国留学生，加上我，四人合租一间公寓房。在柏拉阿图，我的第一份工是在一家叫富贵寿司的日本餐馆当跑堂的，一晚上小费就可以挣到二三十。没干几天，老板娘知道我的学生身份后，就客气地和我结了账。当时富贵寿司对面是一家法国餐厅，正好需要一个收碗盘、换桌布的小工，我就去了。那家店的生意很好，有时我一晚可以挣到七八十的小费。当然也特别忙。有一天晚上干到很晚，很累，没留神把小费和餐巾纸一起扔进了垃圾桶。老板看到了，说我是要偷小费，不由分说，就把我给开了。我的餐馆经验到此结束。”

“当年对你不错的两家餐馆都还营业，这家法国餐馆如今安在？”我不由得感叹。

“咱们开始点餐吧。”邢先生叉起一块裹着生火腿的甜瓜，切成两块。“我可以给你俩推荐吗？”

“求之不得！”

“如果你喜欢海鲜的话，海鲜意面最好。这家店的面条都是现做的，不是干的，海鲜味足，量大，你不会失望的。我知道卓云不爱吃面，池皮诺海鲜乱炖应该合她的胃口。我还是老一套，意式肉酱面。至于酒嘛，你俩尝尝2010年的洛伦苏干白如何？”我们俩连连点头，用热切的目光鼓励他接着往下讲。

“在餐馆打工的日子让我有很多机会和客人交流，揣摩客人的心理，迎合他们，这是我珍贵的经历。到1983年我已经可以说流利的英文了，我觉得给自己干事的时机到了。于是，我开始挨家挨户地敲门，推销我清扫院子的服务。有些人怜悯我，就同意让我给他们清扫院子。过了一段时间，我的业务升级到清扫室内。我骑着自行车，工具都拴在车梁上。后来略有积蓄，就换了一辆摩托车，扩大服务范围。一年下来，我有了近三十家固定客户。我自己掌握时间，语言学校上课几乎没迟到过，期末参加托福考试，几乎得了满分。柏拉阿图真是我的福地，我觉得我在这个小城里缓过神儿来了。”

“以后可不要小瞧园丁！”卓云和我碰杯，一饮而尽。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的邻居造房子，那些工人看不懂图纸，我就帮他们看。我对图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亲切感，越是复杂的、立体的，我越来劲。我对图形的理解堪比普通人对文字的理解。后来口口相传，许多工头都来找我帮他们看图纸，指导他们搭房屋框架，特别是屋顶的框架。与此同时，为了维持学生身份，我开始去附近的山麓社区大学上课。我选了很多课，说实在的，我对那些课也不感兴趣，成绩也就是勉强及格。

“那时比起五年前，我几经算是个小富翁了，生活是不愁了，可是心里总觉得缺点什么，有时这种感觉强烈到我经常半夜醒来，只能从做数学题和看物理专业书中找到平静。渐渐地，我的头脑清晰了，我想转到四年制大学，系统地学习物理和数学。

“但当时的大学学费对我来说是天文数字，虽然我可以说流利的英文，可我一直对读书和写字充满畏惧，我的笔怎么也写不出我想要表达的东西。况且，以我的成绩也上不了好大学。我正在纠结时，接到了父亲的来信。他老人家的两个同学，在佛罗里达中部的佛州大学任教，一位是工程学院的院长，另一位任物理系主任，父亲鼓励我申请佛州大学。当我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又犹豫了，是否该抛弃眼前的稳定收入和熟悉的环境，横跨大半个美国去上学？

“我的一个客户，和我关系不错，我俩经常聊天。一天下午，我清扫完院子，他递给我一罐啤酒，我们俩开始聊我的大学。巧的是，他和佛州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馆长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他把我介绍给这位馆长。不久，我收到了那位馆长的信。在信中馆长给了我一份帮他打理博物馆的工作。几天后，系主任也打电话告诉我，说是可以在他的实验室里打工，这两份工作时薪都是9美元，是当时最低时薪的三倍。这还用犹豫吗？我立马就决定去佛罗里达上大学。”(www.daowen.com)

“1984年，您已经25岁了，是从大一开始读吗？”我问。

“我在山麓学院修的学分佛大是认可的，因此我从大三开始读，是固体物理专业。我好不容易踏进了大学的门槛，一心想把成绩提上去，可是，除了物理和数学，其他与阅读和写作有关的课程，不论我怎么努力，成绩都不好。

“大三的后半年，博物馆经费减少，我每周18小时的工时被砍去了三分之一，我的生活又陷入窘境，不得不搬到当地的蓝领居民区。我的新邻居做的翻新车子的生意，我和他开始合伙做生意。买旧卖新，当时是很赚钱的。”

“您真幸运，机遇总跳到您的面前。”我一边说，一边把最后一只大虾切成几段。

邢先生一边用叉子搅着红红的意面，一边接着说：“三年级快结束的时候，教我量子物理的教授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你的思路很奇怪，考试的时候，那些排在前面的，需要一步一步推理的、比较简单的题，我是送分的，你全做错了。但后面那些很复杂的问题，需要考虑更多因素，你却能答对。你的思路和其他同学不同。这一年来你每次考试都是这样，让我怀疑你可能和我一样有‘阅读障碍’这种病。有时间的话，去医院精神科看看。这位教授在固体物理业内德高望重，他的话我一定会听的。

“我就去了医院。我记得医生给我做了一系列的心理测试，比如，给我看一些几何形状、数字和其他奇怪的图样，让我辨别和总结都看到了什么。其他一些测试，我记不起来了。测试的结果令大夫感到很奇怪，就又做了脑部核磁共振，最后诊断是我患有‘阅读障碍’。”

“大夫的声音好像是从天上飘下来的，我被这个诊断惊得说不出话：天下竟然还有这种病？”

“是的，听着您刚讲的少年往事，对比您的成就，我就怀疑您有‘阅读障碍’，通常表现为认知和表达是三维的、立体的，时间这个轴对他们来讲很重要。阅读障碍患者不是不能学习，只是与一般人的学习方法不同。传统的学校教育是二维的，用二维的观念来评判三维的现象，当然是格格不入。但有阅读障碍的人有着非凡的想象力，达·芬奇、牛顿、爱因斯坦、洛克菲勒、丘吉尔都是历史上著名的有阅读障碍的人。我认识一位斯坦福的教授，他就专门研究这个，在一次晚餐上，他侃侃而谈，我当时就当娱乐听了。没想到今儿真碰到一位。”我不由得感慨。

邢先生接着说：“仔细想来，我吸收的信息和我发出的信息之间的通道好像是与一般人不同，总和别人反着。别人认为简单的，到我这儿就变得复杂了；别人认为困难的，我却能很容易地解决。我觉得这很可能是我的优势，它让我看问题的角度更广，从而得到更周全的解决方案。我的人生观在那一刻突变，跟了我一辈子的疑惑和挣扎顷刻间烟消云散，甚至有点庆幸我居然有这个病。大学的最后一年，我所有的考试时间都是别人的两倍，我的成绩全是A。

“本科毕业后，我申请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这个孽子从哪里来的？’这回我可有勇气来证明给我父母看，我不笨，我可以读博士。谁知读了不到两年，1988年，我的教授要我和他去加州办公司。他还说上班后，我就可以拿绿卡了。我就跟着他到了加州。我们的公司一年烧光了1000万美元，然后就破产了。绿卡也没拿到，学校也回不去了。那段时间经济不景气，工作也不好找，很痛苦。幸亏一位朋友把我介绍到Supertex做工程师，这家公司的老板是包玉刚的侄子。

“我现在还经常在高尔夫俱乐部见到他，他从来都是打孤球，也不搭理别人。我常和他打招呼，后来他问我为什么对他这么好，我说因为您当年给我的先生和邢正仁先生办了绿卡呀。他说他已经不记得这两个人了。”卓云说起来好像还有点小兴奋。

“在Supertex，我的职位是半导体器件工程师，年薪三万五，做我的本行。”

“嗯，这是个专业程度很高的技术活。”卓云评论道，“那年我先生和我讲：公司来了一位上海人，他说他们家原来是资本家，总有一天他要在美国办自己的公司。这口气也忒大了！上海人就是不一样！我当时说，能拿到绿卡就不错了，还开公司？天方夜谭。”

“我在Supertex干着干着，就觉得这没有什么嘛，我也可以开公司。我们大陆来美国的这一代中国人，思想观念上和美国人很像，与欧洲人、日本人很不同。我们深受‘文革’的影响，天不怕，地不怕，思想上没有框框，什么都敢干。1997年，我和几个朋友开始创办芯源系统（Monolithic Power Systems），主要做电源管理集成芯片。”

“真应了那句话，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来会打洞。您这是几辈子积累下来的运势，无论多么坎坷，注定是人生赢家。”我不由得感叹。

“我对我的祖先了解并不多。这些年我常回国，有时也去老家浙江南浔，当地的老人告诉我，我祖上是读书人，做过小地方官。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我们家开始做贩丝生意。那时候，外国商船从上海开到南浔，来回航程要两个多星期。我的祖上养了很多信鸽，他们在上海一得到买家的信息，就用鸽子传信到南浔。因为总能抢到市场先机，所以生意发展得很快，当年繁华的十六铺的码头，现在的外滩一带，就是因为邢家的商船常在那里靠岸而形成的。邢家逐渐在上海及周围的城市开了商铺、钱庄、仓库。我有时觉得自己现在做的事，好像是在回应祖先的呼唤！”邢先生大笑起来。

“我们芯源公司上市13年，股价翻了14倍，业界都说您是奇人。我怎么也没想到您有如此曲折的人生经历，而且还是阅读障碍患者，幸亏您没喝酒，否则我一定认为您是酒后的醉话！”一瓶干白被卓云喝得见了底，她的话开始绵了。

“我后来很关注‘阅读障碍’。丘吉尔谈到他的坎坷经历时说：‘越失败，越有劲！’这简直就是我的座右铭。近来我常想起那些和我一起长大的发小，他们可能也患有阅读障碍症，如果这些孩子能得到及时的诊断和特殊的教育，很有可能长成栋梁之才。现在我觉得有阅读障碍是老祖宗给我的礼物，长期与阅读障碍作斗争让我提高了对失败的忍耐度，因为失败的次数太多了嘛，练就了洞察力，得到了别人想不到的创意和商业解决方案。每当我被一些莫名其妙的想法搅得心神不宁时，我就开着特技飞机冲上云霄，在天上打几个滚，心就平静些了。

“至于公司嘛，它应该是一个有生命的、可持续的组织。要想维持上升趋势，就要不断提高员工的薪资，持续地整合资源，给客户提供更有价值的解决方案。这家公司没有我，今后至少五年不会出任何问题。我们现在是卖芯片，但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的芯片工艺已经完全成熟了，市场也饱和了。我们公司有这么多优秀的、顶尖的人才，他们的智慧可以创造一个新的更有价值的市场。不久的将来，我们的客户，只需输入我们的软件，插上我们的产品就可以用。现在我们这一行里还没有人做这样的事，我们公司要开这个头。”

“现在半导体是国内的热门话题，您怎么看？”

“今后的十五到二十年，中国的半导体工业一定是全世界领先的。中国有那么多的人才，你看看台湾就知道了。现在国内的竞争很厉害，十年前我们开始在成都建厂，那时我们找的员工都是顶尖的、最好的。现在很难，华为这些热门企业，都在和我们抢人才。目前我们在杭州、上海、深圳、北京也都有办公室。”

跑堂的推来一个亮晶晶的小平台车，上面摆着几碟甜点，我选了提拉米苏，浓郁的巧克力伴着若有若无的朗姆酒香。邢先生在账单上签字，我们连声道谢。邢先生的车已经等在门外，他提出送我们回家，我指着不远处的车说：“我开车来的，只喝了小半杯，放心。”

邢先生帮我把微醺的卓云扶进车。在回家的路上，卓云的嘴就没停：“邢先生平时很少讲话，你知道吗？他有些结巴，通常上市公司的季度财报出来，CEO们都要和华尔街的分析师开会，聊一聊。邢先生从来都不参加，说让业绩开口。今天真是奇了，和咱聊了三个多小时。我在公司干了十几年，听他说的话加起来也不如今天多。”

我问卓云：“邢先生和咱俩聊的与公司业务无关，又是在餐馆，所以放开了。哎，对了，你们的公司是怎么做起来的？刚才没时间问。”

“1997年，邢先生看到电脑的背光灯傻大黑粗的，就把他们拆开来，发现背光灯的电源由七八条线和几十个零件组成。邢先生认为这些东西完全可以集成到一颗芯片上，就把这个芯片做出来了。有了产品，公司就成立了。这颗芯片被电脑界的大佬看中了，便成了我们公司的第一个大客户。不久，硅谷另一家做电源的公司凹凸告我们侵犯了他们的专利。明明是我们公司研发出来的产品，因为没有钱，所以没有申请专利。我们的产品推出后，凹凸的首席技术官假装来公司申请工作，面试时他说：你们不可能把这么多器件和线路集成在这么一块芯片上。我们的产品设计师就详细地给他讲解我们的产品，那人听懂了，回去后就申请了专利。后来幸亏我们的客户在法庭上作证，指出我们公司的产品早在凹凸公司申请专利之前就上市了。在美国的法庭，法官的主观因素对案子起决定作用。那位法官相信了我们的客户的证词，判我们胜诉。原告不服，去好几个法院甚至外州告我们，我们花了许多律师费，都快破产了。有人建议我们和解，但邢先生坚信我们的产品是首创的，问心无愧，决心奉陪到底，后来我们全面胜诉。”

“好险啊！”

“可不？从那以后，我们非常注意申请专利。我觉得公司的发展与我们的中国策略有密切关系。十几年前公司刚有规模，邢先生就去上海、杭州、无锡、重庆和成都考察，最后选在成都建厂。因为成都大学培养了大批工科毕业生，还有就是当时的成都市长也是上海人，邢先生很有些老乡情结，算是投缘吧。成都开始只是生产和测试，现在已经扩大到研发和设计，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有1200多名员工，比硅谷总部还多。现在大多数产品都是在成都完成最后包装，发给世界各地的客户，所以邢先生已经被视为‘海归’了。芯源系统2005年在纳斯达克上市以来，平均每年业绩增长20%，这两天市值快60亿美元了。”

“你这富婆，下次得去米其林。”

“没问题，这么快就到家了？”卓云解开安全带，打开了车门。

“别忘了你的眼镜。”我把她落下的眼镜盒递给她。

“这是邢先生的，米其林有人买单了。”卓云噘起嘴吹了一下眼镜盒，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