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罗默教授把‘知识就是生产力’这么一个朴素的、流传了很多年的口号,做成数学模型,加入知识这个变量,拉开了架势,写成36页纸的论文,得到了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也忒容易和侥幸了吧?”午餐时,我和尼克·霍普博士当然离不开这个当天斯坦福大学的焦点话题。
“重要的是他的这篇论文发表在1986年,开一代先河。”尼克说。
尼克是20世纪60年代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我们那个年代,通行的是新古典经济学,资本和劳工是经济发展要素。保罗引入了知识和创新,从此经济发展模型变成了四要素。”
“翻了一倍,诺奖是当之无愧了。”
“我很欣赏保罗的研究,每当我请他给斯坦福国际发展中心做讲座,他都毫不犹豫地答应。他讲起来充满激情,特别是当他谈到落后国家城市化的途径,很感人,说实在的,也很难执行,但他锲而不舍。”
“想起来了,当时我就听到听众议论他是当代的堂吉诃德。在当今世界还有这般改造社会的理想主义者,实属罕见。”
尼克是我的上司,在他担任斯坦福国际发展中心(SCID)的主任期间,保罗曾在中心做了一年多的研究工作,他的办公室和我的同在三层。我常看到他在楼梯上跑,跟人谈话,不是他笑就是对方笑。本来SCID已经随着尼克的退休而消失了,保罗的诺奖,又把它带回了斯坦福校园。
两个从SCID退休的人不由得开始怀旧。
从1994年到1997年,尼克担任世界银行中国部主任。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世行贷款支持的中国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大都在偏远的地区,尼克常去贵州和甘肃一带考察项目的进展。在和当地官员讨论时,他当时坚持每个基建项目一定要包括至少一座小学,“要不然,将来谁来操作这些机器?”后来费尽周折才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
1997年,尼克罹患癌症,不得不长期留在美国治疗,但他始终惦念中国。于是,他加入了斯坦福国际发展中心,在他的领导下,中心邀请中国财政部、商务部、证监会,银行机构、大学,特别是中国西部贫困地区的大学的学者,开展主题为中国经济发展政策的合作研究。近二十年里,先后有约200名访问学者和访问博士生在SCID学习研究。2014年达到顶峰,一年就接纳了16名中国访问学者。那年我们为给学者安排办公室伤透了脑筋,独立办公室不够用了,一些学者不得不和博士生们合用办公室,为此尼克深感过意不去。
每到春节和国庆节,尼克都会举行午餐会,招待中国的访问学者。记得有一年,他打开了一瓶茅台,香气顿时充满整个房间,一个学者拿起酒瓶子一看,嚷了起来,“这是70年代的陈酿!酒体都有些发黄了。”尼克红着脸说,他酒量很大,但一喝酒就脸红,还冒汗,平时很少喝。(www.daowen.com)
考虑到大部分中国访问学者精于专业知识,但英文水平有限,尼克提议专为中国访问学者组织一天的研讨会,会议的官方语言是中文。学者们都很兴奋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承担了所有的会议组织工作,尼克拨出经费。2012年春,第一届斯坦福国际发展中心中国学者研讨会在斯坦福经济政策研究院会议中心举行,与会者不仅有来自SCID以外的斯坦福其他科系,还有美国东岸的大学的访问学者。同年秋天,研讨会在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举行,有150多名已经回国的斯坦福访问学者参加。会议的论文后来被商务部的访问学者周密和湖南财经学院的欧阳教授编辑成册,并印成论文集。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我和尼克如数家珍,回忆着当年的那些学者们,他们现在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小孩多大了。我很佩服尼克的记忆力。说着说着,自然离不开尼克毕生研究的课题——中国经济。
“现在美国的政策变化,会给中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中国的发展是大趋势!按照保罗的经济发展四要素,人的因素从原来的二分之一变成了四分之三。人类史上霸主国家的火炬,从荷兰、西班牙到英国,再传到当今的美国,共同的交换点是人口规模,从百万到千万到亿,下一个就该传到十亿级的国家了。这是历史的潮流,中国赶上了。科技的发展,由市场的引领,加上政府的支持,主要是资金支持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一定会拉近国家间的距离。”尼克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我一边把最后几块麻婆豆腐拨到尼克的盘子里,一边说:“保罗在他的简历上郑重地写着SCID的经历,我为你感到骄傲!”
尼克掏出手帕,擦了擦脑门的汗,说:“如果中国学者能把SC ID的研究用在他们在中国的工作中,并写入他们的简历,我才会有感觉!”
“保罗今年63了,咱的学者大都还不到50呢。”我撇了撇眉毛。
“我等得起。”老爷子把几片回锅肉、麻婆豆腐和小半碗米饭拌在一起,笑眯眯地对着我,“是不是又往学者群发微信呀?”
静,是紧张生活的必需品。2017年,斯坦福在学生宿舍区开辟了具有浓厚的东方神秘色彩的沉思中心Windhover。一进门就融入了幽暗,心直往下沉,中心里面很空旷,没有家具,只有一些打坐用的软垫。这个建筑的唯一用途就是给学生和教师一个安静的地方发呆、冥想。Windhover,以艺术家Nathan Oliveira的绘画命名,我称之为“悬风堂”。室内非常安静,某天中午去那里坐了一会儿,竟睡过去了。走出堂门,微风拂面,心满意足。
斯坦福第一届学生中出了一位美国总统,他就是赫伯特·胡佛。他卸任后,把他总统任期(1929—1933)内的文件全部带到了斯坦福大学,母校为储存这些资料建造了一座87米高的塔。1941年落成的胡佛塔是斯坦福最高的建筑,塔顶上有观景台。登临此处,硅谷美景尽收眼底,天晴的时候可以看到旧金山市。塔顶的编钟,到了毕业季才会奏响。塔的周围是著名的胡佛研究所(全称为“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前国务卿乔治·普拉特·舒尔茨离开政坛后选择栖身于此,首位黑人女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也曾是这里的研究员。这里还收藏着蒋介石和宋子文的日记、宋美龄的画,访客凭护照可以借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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