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轩尼诗教授1995年任斯坦福工学院院长，1999年任斯坦福教务长，2000—2016年担任斯坦福校长，其间斯坦福完成了从一个地区性教育机构到世界顶级大学的蜕变，斯坦福外围的硅谷也成为世界创新引擎，而轩尼诗教授成了公认的“硅谷教父”。近日，约翰·轩尼诗教授接受我的专访，畅谈斯坦福的成功及其与硅谷的关系，并对近期新技术领域可能实现的突破进行了展望。

关键技术的发源地是大学而非硅谷

我：过去16年斯坦福做了些什么？在硅谷的发展过程中，斯坦福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斯坦福是如何变成这么多创意新公司发源地的？

约翰：因为我是一个计算机工程专业的教授，所以我集中在这个领域。当然我也可以谈很多生物工程。你也知道，我们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合作创立了现代生物医疗工程学。我经常思考的问题是怎么把斯坦福变成一个发明创造的生态系统。大家都意识到新的科学技术是新兴公司和产业的基石。从半导体技术、计算机、互联网、生物医学，到如今的人工智能，莫不如此。这一波一波的新技术给新型商业提供了无限的机会。硅谷产生的不只是新兴的企业，还包括一个又一个新兴的工业行业。大学是这些关键技术的发源地。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了，主要是因为硅谷的公司不像以前的贝尔实验室、IBM实验室和施乐实验室那样，长期地投资在技术革新领域。硅谷的公司可能会为五年的目标来投资，但是他们不会为20年后的成果投资，而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目标往往是长远的深入的。更重要的是，大学的人员在不停地流动，我们能够招到非常聪明的年轻的研究人员。比如说思科、雅虎、谷歌的创始人，他们都曾经是斯坦福的人。人是第一要素。大家在校园里看到很多非常壮丽的大楼、实验室，但这些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在这些建筑里工作的教授和学生。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长处。有的人很有眼光，一项新的科学技术萌芽，他不但可以看到可行性和未来的应用性，而且会专注地研究它、完成它。

有的人善于探索，他们愿意尝试新的途径，有时候面对问题，他们是非常天真的。他们的知识、经验和直觉，使得他们不放弃科研中看到的每一个不寻常的新情况，而这些新情况正是发明和创造的基础。

有的人不倦地投入工作，他们乐观、聪明、有活力、专注。斯坦福的研究生们就是这样的一群人。斯坦福在全世界范围内招收最好的学生。我们的研究生中近一半是国际学生，最多的国际学生来自中国。目前硅谷那些成功的高科技公司，他们的发起者中至少有一人不是在美国出生的。

我经常和学生们讲，你来到斯坦福不是为一张文凭，你是来这里做一件大事情，它将改变这个世界。工资、名誉、研究基金、和睦的人事关系，都是大学成功的重要因素。

在一次与中国大学校长的聚会上，我告诉我的中国同行，为了创造一种和谐轻松的人文环境，我让我的研究生直呼我的名字“约翰”，他们惊得眼镜都要掉下来了。

好的大学会给研究人员以充分的自由，让他们自由地选择研究课题和方向。创新的中心是人。一项技术从斯坦福实验室转移到工业界，这个转移的核心不是技术，而是人。你要坚信你的技术可以在工业界做成产品，你要说服那些对你和你的研究成果持怀疑态度的人，最终把大家团结在你的周围，把这个产品做成。这个过程充满艰辛，你要有很坚强的神经。

斯坦福工程学院每年花在博士生身上的钱比教授的工资总额还要多。我们认为博士生是发明创造的中心。斯坦福每个教授指导的博士生的人数，在全美大学里是最多的。我们还培养大批的硕士，他们是硅谷的生力军。我们还有许多学生创业俱乐部。我们每年都有创新大赛，只有十分之一的项目得到在大赛上展示的机会。我们也给学生提供创业课程，让他们了解商业运作的规则。

大学的科学研究是长远而深入的，而工业界是要做出有用的产品，功能不同，但是可以互相尊重，结合优势，达到双赢。

一个成功的公司需要有两种人：一种是制作出好的产品，另一种是把这个好的产品推销出去。

创新像浪潮一样一波接一波。当浪潮来时，会创造出一种新的工业行业。电子创新造就了惠普，半导体创新造就了英特尔，计算机创新造就了苹果电脑，互联网创新造就了谷歌，社交网络造就了脸书。我们现在正进入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创新，下一波公司正在地平线上。创新不仅需要技术知识，还需要相应的市场来容纳这些创新。

斯坦福孕育硅谷，硅谷反哺斯坦福

我：请以谷歌为例介绍斯坦福大学是如何鼓励学生创新发明办公司的。

约翰：当年，斯坦福的研究生佩奇和布林发明了一种新的算法。这当然是斯坦福的研究成果，由斯坦福大学申请了专利，然后把这项专利的使用许可交给佩奇和布林。他俩成立谷歌后，斯坦福大学以专利入股谷歌，从而拥有谷歌股份。这样斯坦福和谷歌站在同一条船上，斯坦福当然希望公司能够成功。这是典型的斯坦福学生创业的经历。

雅虎是另外一个类型的创业。斯坦福的学生杨致远建立了一种因特网的商业模式，虽然它的技术含量并不是很高，没有申请专利，但是它创造了因特网运行模式，证明网络是可以创造商业价值的。斯坦福同样给予他们很多支持。斯坦福非常鼓励学生把发明创造变成生产力。当然学校也从中获得了很大的经济利益。例如，20世纪40年代，惠普公司在当时的工学院院长特曼教授的鼓励下成长起来，几十年来惠普公司给斯坦福的捐款累计达到十亿多美元。斯坦福孕育了硅谷，硅谷反哺斯坦福。

我：未来20年摩尔定律还适用吗？

约翰：摩尔定律所描述的成长周期现在开始变得越来越长了。现在硅片上的元件密度非常大，现有的硅材料已经无法容纳。更重要的是，随着元件密度增大，功耗也增大。这种现象被业界称为伯纳德定律。硅材料已经进入死胡同。因此，要提高半导体器件的效率，我们目前要从结构设计着手。最终的解决办法是找出一种新的代替硅的材料。目前这种材料还在研发阶段，离目标还差很远，我估计需要10到20年的时间。

我：近年来亚洲半导体发展迅猛，您是否担心这会影响到美国在这个行业的领导地位？

约翰：这个行业兴起之初，只有制造半导体的企业从事半导体设计。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半导体设计与半导体制造分离，吸引更多的人才进入半导体设计领域。当前，大规模的半导体工业生产集中在中国大陆和韩国，还有台湾地区，半导体设计则主要集中在美国，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半导体工业供应链。如果美国可以在设计领域里保持活跃和先进，在半导体行业的领先地位应该不成问题。

硅谷生活成本飙升困扰斯坦福

我：斯坦福的校长是怎么选出来的？

约翰：斯坦福大学包括附属的医学院，有16000多名学生、两万多员工，其中2100多位是教授。这是一个年运营额50亿美元的大单位，按照运营规模，可以进入全世界头二百强企业名单。

斯坦福的校长，不仅是学者，还要有经营能力。斯坦福大学聘任新校长是一个非常复杂而漫长的过程。2015年6月，我宣布一年后离任，从那时起就开始了新校长的选拔工作。学校为此成立一个19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包括校董、教授、研究生、本科生和行政人员。经过半年多的工作，2016年2月，这个委员会通过无记名投票，正式选定了现任的校长。(www.daowen.com)

我：斯坦福校长负责哪些日常工作？

约翰：斯坦福校长和教务长有很有效的分工。校长代表整个大学，主要负责学校对外事务，比如说加强和校友、捐赠人、校董还有政府机构的互动关系，争取他们对学校的最大支持。教务长则主要负责校内事务。

我：斯坦福怎样招到最好的学生和教授？斯坦福大学与东部的大学有什么区别？

约翰：斯坦福真正的起飞是在20世纪50年代，那时我们有一个非常能干的总教务长，特曼先生。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两个能跨过一米高栏杆的人，是跨不过两米高的栏杆的。一个专业如果有一个好的教授，这个系就有了发展的基础。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所大学能在每个专业都领先，斯坦福大学要一个系一个系地建，先找出着重发展的领域，然后用有限的资源找到最好的教授。有了好的教授，就可以吸引来好的学生。有了好的学生就可以吸引来下一代更好的教授。一个系的良性生态系统形成了，再发展另一个系。举例说来，20世纪50年代，医学院创建之初，特曼先生一共聘了六位教授，其中两位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接下来，他就开始建立计算机系。第一位教授是唐纳德·尔文·克努斯，是当时最有名望的计算机领域的教授，他获得了图灵奖^[1]。在他的带领下，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系培养了世界上最多的图灵奖获得者。斯坦福还做了一件与东部大学不同的事，这就是自打开创就招收女生和国际生。而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历史上都有一段时间不接受这两类学生。斯坦福大学坐落在环太平洋圈，我们非常看好我们的地理优势，我们重视亚洲学生。

我：有什么事让你晚上睡不着觉？

约翰：硅谷的成功，使得学校周围的生活成本飙升，这给我们的教授和科研人员的招聘造成很大困扰。校内校外的堵车情况也越来越严重。

我：请您谈谈对中国留学生的看法。

约翰：斯坦福留学生族群中，研究生学位的中国留学生是最多的，其次是印度。工程学院的研究生一半来自中国，他们非常棒。在过去的20年中，我发现他们的英文水平逐年提高。英语水平对于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和今后事业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去年3月，我在上海见到了三个刚刚被斯坦福录取的学生。半年后，在新生欢迎会上，我又见到了他们，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同一拨人。他们的穿着打扮和英文都让我认为他们是美国出生的亚裔。中国留学生专注、聪慧、勤奋、好学、有干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前，中国产生了很好的创新发明和企业家文化氛围。企业家的成功，不只靠他个人努力，需要学校的教育、社会的支持。

我：您觉得现在的在线课程会对斯坦福产生冲击吗？

约翰：毫无疑问，在线课程是当今教育行业的一个部分，但不是全部。课堂教育仍有很大的优势，比如说即时反馈。学生之间、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互动，还有学习的环境，对于学生理解知识是非常有帮助的，这些优势是在线教育所没有的。当然，随着人工智能和虚拟技术的进步，在线教育在教师与学生互动交流方面可以有所改进，但这需要时间，不是近期就可以实现的。

应给创新企业设置时间表，避免过多浪费资源

我：斯坦福有没有一种特殊机制，帮助企业和学校沟通？

约翰：斯坦福几乎每个系都设有特殊的机构，来帮助企业和系里沟通，企业可以了解科研发展状况，也可以招聘毕业生。

我：创业有什么规律吗？

约翰：我的经验，所有的人都可以创业，但创业成功是靠极少一部分人的天分。

政府怎么样对待风险投资、股权，怎样鼓励大学和企业结合，建立互助双赢关系，这些政策很重要。创业是个很复杂的过程，环顾那些成功的创业，它们各有不同，如果都一样就不叫创业了。当然创业有内在的规律。以半导体工业在台湾的成功发展为例，当年台湾就是以政府的力量来支持半导体工业。政府提供资金厂房和工具，不断地吸引人才加入，才造就了庞大的先进的半导体加工业。

现在中美两国都建造了一些产业孵化园区，这对创新是有帮助的。但大多数孵化园区都有一个相同的问题，就是放任企业在园区内长久存在。在硅谷有一家非常成功的孵化园区叫Y园区，入住的企业，三个月或者六个月，如果没有进步就会被赶出园区。我认为应该给创新企业设置时间表，如果到期达不到目标，就要结束或者转移方向，避免过多的资源浪费。

我：未来三年内，斯坦福会有哪些领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约翰：我首选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为此我们需要建立庞大的数据库。我最近看了一项研究，训练机器来分析美式橄榄球，这个训练的过程需要数百万个小时。总有一天，这些机器学会了像人一样思考问题，这就是革命性的。

自动驾驶汽车技术会在今后三年内成熟。这对人们生活的改变也是革命性的。

我：中国公司怎样可以得到斯坦福的创新技术呢？

约翰：一个方法是从斯坦福购买专利使用权。早在1970年，斯坦福大学便设立技术授权办公室^[2]，管理专利事务，有空看看这个网站：https：//otl.stanford.edu。另一个方法是，在校园找到那些技术非常强的人，把他们凝聚在一起。

【注释】

[1]图灵奖（A.M. Turing Award），又译“杜林奖”，由美国计算机协会于1966年设立，专门奖励那些对计算机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名称取自计算机科学的先驱、英国科学家阿兰·麦席森·图灵。

[2]The 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ing，简称OTL。OTL负责管理斯坦福的知识产权资产，包括统一为学校内的各项科研成果申请专利，并授权给合适的对象。2014年，OTL获利1.086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