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斯坦福医学院的名声，国内的朋友经常让我帮他们打听与治病有关的事，只要不是急茬，我总能“巧遇”医学院的教授、学生，或是那些为拓展国际视角来访的中国名医，问个八九不离十。每件事都不简单，从疑难杂症，到某个大夫的医术评价，若全记录下来，几年后，虽不会被医学院拿去当教材——也许是反面教材，至少可以当作参考资料。

此刻我已经在癌症中心啜饮第三杯拿铁了，可是要“巧遇”的大夫还没出现，我开始怀疑医学院朋友给我的信息的准确性。候诊大厅里，回荡着舒缓轻柔的音乐，两个老头在大厅的尽头，用大提琴和小提琴对话，一脸的沉醉。还是改天吧，我站起来朝大门走去，迎面走来一个高挑的女子，粉色的围巾，浅豆绿色的风衣，米色的高跟鞋，蓬蓬的齐耳短发，像是刚从时装杂志里跳出来的模特。她向我扬了扬手中的米色手袋，是我的朋友玉儿，曾经担任过央视电影频道女主播的她，无时无刻不风姿绰约。

我俩都为在这里相遇而诧异。我赶紧告诉她我来这里的原因，她笑了笑，“我可没你这份闲情，我是来做化疗的”。听她这么一说，我才发现她比以前瘦了许多，脸色苍白，隐约可以看到细细的血管。

“去年我们和亚马逊开始合作，他们最热销的智能音响选用了我们公司的解决方案，随之很多公司都开始和我们谈合作。我忙得前脚接后脚，满世界跑。有一天早晨，我忽然发现乳房上有个肿块，因为我有乳腺增生，所以没有重视。

“回到家后，我的先生陪我去看大夫。那个妇科大夫，用假乳给我演示。她说，一般来说，摸着不动的肿块，可能不是乳腺癌。我这个就不动。所以，她认为可能性不大，但为了保险起见，建议我做乳腺X光检查。这一照就不让我出来了，肿块的边界不清晰，立即做了活检，我当时就吓傻了。大夫指着初级活检报告，神情凝重地说，情况不容乐观。接下来我又做了超声波和第二次X光。三天后，正式活检报告结果出来了，大夫说80%的概率我是得了乳腺癌。

“入夜，我看着熟睡中的小儿子，想着他才四岁多，就有可能失去母亲，我当时觉得整个世界都塌了，为什么是我？我不接受！”

我不由得走上前，拥她入怀。她的身子又轻又硬。此时，任何话都是多余的，我使劲地箍了她一下。

玉儿捋了捋头发接着说：“大夫说，在旧金山湾区，每八名妇女就有一人中标。基因、环境、生活习惯，甚至哺乳期过长都有可能引发乳腺癌。我可是头一次听说，喂母乳时间长会增加母亲患乳腺癌的概率。大夫说，因为哺乳会持续性地刺激乳房分泌雌激素，数据显示，雌激素过多是乳癌的原因之一。通常哺乳一年对母子都有好处。我因为生了老大后十年才生老二，属于老来得子，待他两岁后才断奶。哺乳期间，我曾经得过乳腺炎，而肿瘤就在乳腺炎发生的部位。

“大夫推荐我到两家医院去做手术。她说斯坦福治疗乳腺癌很棒，可是排队的人也特别多，她劝我尽早手术。我决定还是先试一试斯坦福！冥冥之中不知是什么力量帮助了我，我居然约到了威勒大夫，她是著名的专做乳腺癌手术的医生，每天都要做五六台手术，经验很丰富。

“我和威勒大夫讨论手术方案时，她在我的肿瘤部位画了一个十字，我看着那个十字，喃喃道，‘好难看呀’。威勒大夫拍拍我的肩膀，给了我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

“做手术前的那个周末，朋友们约我去斯坦福校园野餐。我们每个人的胸前，都戴着一枚乳腺癌基金会的粉色胸针。酒足饭饱之后，我们在大草坪上又唱又跳。置身在朋友和亲人中间，我感受到：得癌症的是我一个人，但和病魔作战的是我们一群人，我必胜。

“手术大概进行了一个小时。当我醒来时，我仍然躺在原先的那张病床上，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身上穿着一件粉色的带小花朵的文胸，看上去好可爱。令我惊喜的是，我的乳房完整如初。威勒大夫来到我的床边，她的脸上依然挂着那亲切的意味深长的笑容。她指指我的乳晕部位。原来，威勒大夫为了我那颗爱美的心，从乳晕部位开刀，然后刀从乳房皮下钻到肿瘤处，把它掏了出来。威勒大夫对我说：‘过一段时间，刀口复合，那疤痕，你不仔细看，就看不到了。我在你的腋下也开了一刀，为的是取出淋巴结活检。通常癌细胞是通过淋巴液扩散的。你很幸运，癌细胞没有扩散。’

“手术后大夫不希望病人乱动，所以做了这种特别的文胸，有固定作用。威勒大夫拿起一个浅蓝色的文胸，‘因为你有两个儿子啊，你一定更喜欢这一个。’斯坦福的大夫对病人很体贴，不仅手术时尽可能地减小创口，尽量缩短病人的恢复时间，而且通过这小小的、别致的文胸让你觉得你是被重视，被细心呵护的。

“我当天下午就出院了。第二天，我一个朋友从洛杉矶来看我，我就陪着她去斯坦福购物中心逛街，一直逛到晚上8点多钟才回家。说实在的，我有点累，但那种重生的感觉让我浑身充满了力气。

“两周后，我发现腋下的那个刀口肿胀，我赶紧去医院。医生从刀口处抽出了四管黄黄的液体，从此相安无事。手术过后大概一个月，我的癌细胞基因检测报告出来了。这是近几年来出现的新的检测方法，只检测癌细胞的基因，根据癌细胞的生长速度和扩散程度，来决定是否需要化疗或放疗。大夫为我分析病情，我的检测结果处于中间，这样一来，化疗和放疗就变成了选择题，可做可不做。但我做的是局部切除，只切除了癌变的部分。在大约1000个病例里，局部切除后再做化疗，然后口服控制雌激素的药，癌症复发的概率是5%—6%。如果只做局部切除，复发的概率是30%左右。大夫的意见：考虑到我现在才四十出头，还有几十年的日子，应该做放疗和化疗，以绝后患。

“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要光头了。我的先生拉着我的手说，别担心，咱俩一起剃光头。在化疗开始前的一周，他对我说，斯坦福医院找到保全我头发的招了。

“做化疗的那天，先生带着我早早地到了治疗室，一进门就看到床上有一个大头盔。护士说，这是我先生特地为我订的特殊服务，头盔夹层里面有胶质冷却剂，使头盔下的温度保持在零下9度至零上4度之间。化疗前四个小时戴上它，化疗后再戴四个小时，便可以保住绝大部分头发。”

“我先生把头盔轻轻地套在我的头上，端详着，‘嗯，正合适’。”在这近十个小时中，每隔25分钟，先生和我的朋友轮替着摘下头盔，更换里面的冷却剂，给使用过的冷却剂消毒。就这样，三次化疗结束后，我只掉了大概四分之一的头发，看上去，和正常人没什么差别。(www.daowen.com)

“化疗是每隔三个星期静脉滴注一次，每次两个小时，整个疗程一共四次。第一次滴注后，白细胞迅速下降。医生给我一个直径7厘米、厚1厘米的圆盒子，贴在肚子上。第二天早上，那个圆盒子会刺我一下，药液就进入我的体内，提升白细胞，骨头开始造血，浑身就像被蚂蚁咬了似的疼，没劲儿，挺难过的。我是周四做化疗，周五、周末歇三天，周一照常上班。

“在化疗时期，我的求生欲望很强烈，我每天都散步，周末还骑车，我从来不想自己是癌症病人。三周后去做第二次化疗。

“第三次化疗后的第二天，我全身浮肿，脸肿得像猪头一样，通红通红的。不光是肿，而且全身奇痒无比，一挠就红一片，特别吓人。我遭遇了严重的化疗反应，进了急诊室，一查，我的白细胞30多万，正常标准是4万—11万。大夫给我打了一针压制过敏的药，感觉好些了，我就回家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因为极度衰弱，又进了急诊室。第三天我整个人都是肿的。大夫给我开了激素，这样，我服了近一个月的激素，才完全从化疗的过敏反应中回复过来。

“化疗之前，我还做了20次放疗。每次真正的治疗可能不到一分钟，但为了让机器对准部位，我要屏住呼吸，扩胸，进入特别规定的呼吸状态，这些准备工作大约需要半小时。每次放疗我都是利用午餐时间去的。那段时间我很忙很累，我是自找的，工作可以让我分心，没时间让我想我的病。我就是不拿自己当病人，和别人一样在职场上拼搏这件事本身，让我充满希望和坚强。

“做放疗的当时，没什么感觉，过后会非常累。我的白细胞曾经很低，最低的时候不到2000。那段时间我甚至怀疑会不会得白血病。于是主治大夫安排我去看血液病专家。

“那个专家就像一个天使一样，红光满面。他没有给我开任何药，而是讲了他的亲身经历。他曾经有四个孩子，其中一个得了癌症，发现时已是晚期。作为癌症专家，眼看着癌症一点一点从他的手中抢走了自己的孩子，他感到愤怒、自责和无助，开始怀疑一切。他自己成了重度抑郁症患者。可是突然有一天，好像天上传来了一个声音让他惊醒：‘你再这样下去，受伤的不只是你和你这个孩子！’他爬起来照镜子，对镜中的自己强颜微笑。从此他每天起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照镜子，直到看见一张微笑的脸，他才开始一天的生活。

“他的故事对我来说犹如那来自天上的声音，我不再想白细胞了，我到点就去做放疗。出了医院的门，我就把心思从自己身上挪开，更多地想他人，想着怎样做事才能让他人感受到善意和爱心。三周后，白细胞回升了。

“今天我要和大夫讨论是否需要做第四次化疗。你和我一起见大夫吧，你可以亲自问他你的问题。”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我跟着玉儿进了医生诊室。医生对她说：“你的身体对药物的反应很激烈，这是好事。但我觉得目前的情况下，化疗对你身体的损伤大于益处，应该停止。我宣布，你的癌症治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后每半年做一次乳腺X光片。另外，在今后的五到十年间，每天口服控制雌激素的药就行了。”

“那太好了！谢谢您！我的朋友舒叶有个问题要请教您。”

“我的朋友人在北京，她40岁时得了乳腺癌，二十年来相安无事。在她60岁生日时，同一侧乳房查出了乳腺癌，但是癌的性质不同。她在新加坡和北京的医院，得到了两个不同的治疗方案，这令她很困惑。您能帮着看看吗？”我把一个牛皮纸的大信封递给大夫。

大夫打开信封，翻了翻那摞纸说：“我需要时间仔细研究一下，你能留下你的E-mail吗？”

我和玉儿一起走出诊室，她感慨地说：“跟这些医生接触，首先感受到的是他们对病人的爱心都要溢出来了，这让我觉得癌症就像感冒一样，恐惧不知不觉地消失了。每次看大夫，他们都是呵护备至，我觉得心灵被洗涤了，自己的生命在增值。闯过癌症这一关，我的生命会有不同的意义。”

第二天一早，我一打开电脑就看到大夫的E-mail，他需要更多病人的信息和影像资料。我赶紧把朋友的E-mail发给大夫。几天后，她从北京打来电话跟我说：斯坦福的大夫特别认真，治疗方案写了好几页，他写的方案和新加坡医院的方案一致。几天后，朋友又从北京打来电话，斯坦福的大夫告诉她，新加坡医院的水平很高，考虑到时差和语言的因素，建议她在新加坡治疗。我给她讲了玉儿的经历，并告诉她是玉儿帮她和斯坦福大夫牵的线。

“托玉儿的福，我也一定也能康复！”朋友的声音来自万里之外，清晰而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