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2017年本科生的录取率是4.65%，可谓全世界最难进的大学，也成了全世界众多高中生向往的地方。其实斯坦福最棒的不是本科教育，而是研究所。

当然，做斯坦福的研究生也不是一个容易达到的目标。如果你有博士学位，并且在某个专业里学有所成，你就有机会得到斯坦福教授的邀请，不用考托福、GRE，而是作为访问学者，融入斯坦福。目前，有大约500名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他们有专业知识，带着问题来，有明确的研究方向，在斯坦福开放包容的学术氛围中获益很多。这些访问学者，都是来自祖国的精英。

周末，我和八名来自广东的学者一起到海边湿地散步，顺便拔了一些野生茴香。太阳下山了，大伙来到我家包饺子。我们边吃边聊，话题总是围绕着斯坦福和中国。以下是我记录的部分聊天内容。

“斯坦福像个聚宝盆，吸引着国际国内的牛人。比如我就见过创新工场董事长李开复、搜狗总裁王小川。昨天晚上，在学校里碰到一个不起眼儿的老头儿，和我谈起人工智能来头头是道。经过询问才知道原来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跟这些人零距离接触，直接交换想法，有时他们会和你讨论一些没在公开场合上讲的问题，可谓受益匪浅。毕竟在国内时，这些人感觉很遥远。”

“作为医生访问学者，我开始只关注医学院。可是，后来我发现工学院很多教授都参与医学院的研究，工学院和医学院相互融合。比如说，我前几天看到一个化学系的教授用质谱仪研究癌症的治疗。这种工医结合的研究方式，加快了技术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转变。你看那座建在工学院和医学院之间的克拉克大楼，里面的人员来自两边的学院，许多教授下了手术台，就钻进了工学院的实验室，你真搞不清他是哪个系的。”

“斯坦福的研究人员在做某项课题时，不像我在国内那样，仅仅专注于这个课题，而是网撒得很开、面铺得很广，运用多学科知识，多角度地论证问题，详细地记录每一个微小的进展。教授无论名气有多大，都不端架子。他会直率地，有时甚至是谦卑地和我讨论学术问题或实验的步骤和过程。而且，他对细节，特别是研究过程中出现的、以前没有遇见到的细节感兴趣。”

“平时我在免疫科实验室里工作，我经常和实验室里的同事，还有楼里其他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一起讨论实验程序和结果。我感觉他们非常坦诚，愿意把自己正在做的研究和你分享。我也常听一些报告会，内容大多是某个领域里非常前沿的研究。有的研究成果都还没有发表，他们也愿意拿出来在研讨会上展示，完全不担心可能会被抄袭或利用。这种开放坦诚的学术氛围，让每个人都受益。我最近要在一本专业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一共八位作者，我是第一作者，其他的是我的导师和同事。我的导师根据每个同事参与这个项目的程度来决定谁可以被列为作者。如果某人的研究与这个题目无关或者关系很少，导师是不会把他列为作者的。”

“我在心脏外科临床做访问学者，我的导师年近七十。她觉得心血管内超声波能比造影更精确地诊断病人是否需要做心肌桥松解手术。为了证明这个假设，她为每个病人做6个小时的超声波，然后再花10个小时在计算机上建图像。像她这样德高望重的专家，而且这么大岁数，完全可以让助手去做。可她像孩子一样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心无旁骛，对每个病人都亲力亲为。目前她已经整理分析了40多份病例，得出的结论足以改变现行的对这种病的诊疗指南。”

“我觉得这里的教授做起学问来非常专注，他们好像没有其他的事情去想，可以一心钻研自己感兴趣的事。哪有捷径？顶级的学术成果都是时间堆出来的。”

“我的指导教授研究一款药已经十几年了，现在还在做。他常对我们说，别着急，慢慢来，别忽略小事，药是磨出来的。我觉得这里的节奏很慢，从过马路等红绿灯到实验室做实验，人们一板一眼、按部就班，好像都很从容。这里繁文缛节很多，文山会海，一点事情且讨论呢。我从深圳来，刚开始很不适应。在我们那里，一般的问题24小时内肯定解决了。这里可好，等两三个星期是常态，急死我了。”(www.daowen.com)

“有一个老教授，专门做开胸破腹的大血管手术。这种手术非常复杂，有时候一台手术下来要十几个小时，很辛苦。他一做就是几十年，虽然已是轻车熟路，成了业界高手，但是每次手术前他仍要把三十多张CT的照片砰砰砰地挂在手术室里，像是升旗典礼。然后和助手反复研究，以保万无一失，手术后还有详细的总结。临床资料完整清晰，稍作整理就是篇高水准的论文。”

“我在纽约也做过研究，在国内也带研究生。刚到斯坦福时，我的教授向我介绍了他在做的研究项目。我很惊奇地发现五个项目的方向彼此独立，且均是创新项目。这是一个年轻的教授，他总共才发了八篇论文，实验室也刚建起来不久。我觉得能否存活下去还是个问号。要是我，我会走一条保险的路，先做一些熟悉的、成系列的、可以发论文的项目，保住研究基金的持续性，然后再做创新研究。时间一长，我明白了他为什么总追求创新。因为斯坦福产学研做得非常出色，如果是有价值的创新，就有机会拿到投资。这位教授用创业的精神来做科学实验，他的项目是当前社会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虽然很复杂、风险大，可一旦做成，回报可观。这里的某些医学研究，越来越受到硅谷的冲击。”

“我的一个朋友，是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他现在在硅谷一家专门做人工智能的公司。这家公司的老板立志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人工智能系统，从软件到硬件全部推翻重来。为此他雇了一大批博士，独资成立了这家公司。硅谷有这样一批人，以创新发明为使命，有钱没钱，都要走新路。在这里如果你想创新，总可以找到资源。申请研究基金时，评委不看你能发多少篇论文，而是看你是否有创新。学校、政府和风投，都会给你及时的反馈，而且产学研转换容易。我发现这里的风投好像很有耐心，失败了不要紧，只要你有新意，坚持下去，风投也会陪你一起死磕。因为一旦你成功，回报是丰厚的。如果你没有创新，只是把以前的东西炒一炒，交流的时候别人都不会给你耳朵。”

“这在咱们国内可就行不通了，假如你申请到了300万元研究基金，你就要满足一系列要求，比如说发表五篇论文，培养出七个博士生，都是定量的。”

“我发现他们这里的实验室很节省。像实验平台，这是最基本的工具，也不贵，在国内每人一套。而在斯坦福的实验室，要两个人共用一套。我的导师说，你想想有没有这样一个时刻，你想用这套设备，可是被别人占了，你用不上？回国后，我重新规划我的研究经费。当然国情所致，论文还是要发够数，该培养的博士生一个也不能少。但是有些地方还是可以省的，我要把省出来的那部分钱，用来做创新研究。”

“实验室到产业的转化很容易，校园里有许多风投。他们盯着实验室，愿意冒风险，投早期项目。很多好的项目可以介绍到中国，与中国的市场相结合，会产生很好的效益。”

听到这里，我插了一句话：“我知道斯坦福医疗成像研究室的几位教授和博士生，成立了一家公司，专门做核磁共振成像的软件。他们用机器深度学习的方法，设计了一套新的核磁共振的软件，缩短了扫描时间，提高了清晰度，简化了操作系统。他们有意去中国发展。你们有空去看看这家公司吗？”

大家都举手赞成。我立刻给那家公司打电话，他们对中国这块大饼垂涎欲滴，却不知如何下嘴。我们约定下周三去他们的公司，讨论中国商机，吃比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