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礼兵

企业社会责任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西方发达国家，其核心思想是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社会、环境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任。社会责任运动既是当代企业的经营哲学，也是一种旨在追求“共同福祉”的实践。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态度主要经历了盈利至上、关注环境、履行社会责任三个典型阶段。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也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开展。总体形势是西方发达国家积极倡导，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处于被迫响应状态，实践中仍以呼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为主。随着改革开放和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快速增强。中国企业直到2001年才出现第一份社会责任报告，2005年国家电网发布了中央企业的第一份社会责任报告，2007年中国本土企业中有近30家公司发布了社会责任报告，以上市公司为主。而2009年全国共发布631份社会责任报告，数量超过历年总和。社会责任报告不仅在数量上出现快速增长，总体质量上也进步明显。从国家电网的首份社会责任报告内容与社会责任主题严重脱节引致媒体的不少批评，到规范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状况年度披露，以及部分规模较大的企业开始发布其社会责任战略方针，这表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已经从理念认知走向实践。

企业社会责任最早主要是针对“利润最大化”和“股东至上主义”等传统企业理论提出的，它是关于企业本质的一场认识革命，历史上曾发生持久的社会责任论战。以弗里德曼、哈耶克、波斯纳为代表的反对者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有悖于企业的本质。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践界，支持社会责任的声音依然是主流。虽然有部分学者和组织认为，承担社会责任应该是出于企业的完全自愿行为和良好善意。但是，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构成是否应以企业管理者具有慈善或者热心公益的动机为条件，企业社会责任是否包含自愿内涵还存在较多争论。如兰托斯将企业社会责任分为伦理型、利他型和战略型三种形式，加玛莉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包含强制型和自愿型两大类。而从实践观察来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动机应该是多元的，德鲁克提出的企业“行善赚钱”（do well by doing good）和“赚钱行善”（do well to do good）两种不同做法也暗含了社会责任动机的多元性。国内学者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动机的研究并不多见，张兰霞等构建了我国劳动关系层面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力机制模型，但并未对其进行实证研究。民营企业作为中国当今社会经济系统中最为活跃的群体，由于其身份问题曾引起众多的发展质疑，甚至出现了民营企业原罪的讨论。现阶段民营企业的发展业绩已被广为认可，其社会责任表现也不甘落后。本研究基于220家民营企业的实地调查和访谈，对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动机进行实证分析。

作为一种内部心理过程，动机往往难以直接观察，但是可以通过任务选择、努力程度、活动的坚持性和言语表示等行为进行推断。以往对于动机的研究大多是针对有机个体进行，后来有学者将其迁移到组织研究中来，研究组织行为的原因和动力，即组织的行为动机。侯仕军提出了一个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整合性框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兴起的基本动因来自社会控制的压力和企业的“知”、“行”转变。动机与需要密切联系，引起动机的内在条件是需要。需要是有机体系统中的一种缺乏和不平衡状态，动机在需要的基础上产生，需要是激发人们进行各种活动的内部动力。从需要满足的角度来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动机大致有三个方面，即企业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获取社会权力的需要、企业家个人价值和社会认同的需要。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企业目标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但求得企业的长远生存是首要前提。企业经营管理者为了求得企业的长远生存，应该关心企业长期资本收益率的最大化。为了实现这一点，企业必须承担社会义务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成本。企业社会责任并不是一个和经济责任对立的概念，相反，始终把企业谋取经济利益看做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是企业利益的来源，企业作为一个“社会公民”，必须融入到社会群体之中。企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一方面可以嬴得市场声誉和员工组织认同，同时也可以更好地体现企业的文化取向和价值观念，为企业发展营造更好的社会氛围。

从内部管理角度讲，企业社会责任有助于企业发展新的资源和能力，从而建立强大的管理优势。从外部拓展角度看，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并向外部传递社会责任信息，有助于在客户、投资者、银行家、供应商面前建立正面形象，使企业更为容易地获得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支持，更好地吸引优秀员工或提高现有员工的组织承诺，增加企业的社会资本。同时，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还是应对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规避发展风险的需要。我国民营企业在初期大多采取粗放型发展模式，造成大量的资源消耗、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危害员工健康、劳资关系紧张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从源头抓起，是企业避免各种法律法规的惩罚、员工流失、消费者抵制等发展风险的需要。

企业社会责任是资源配置过程中权利与义务关系交换的结果。伯利和米恩斯指出，公司在获得社会权力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他们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经济组织的权力应该像其他权力一样受制于公共利益……随着一种经济组织的力量的增加以及权力的集中，更容易确定权力的所在，同时，对权力的责任要求也更加直接。”“权力一责任模型”认为，“公司的社会责任来自于它所拥有的社会权力，责任是权力的对等物。”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中，法律的要求是，决策权力的所在就是责任的所在。据此，戴维斯发展出了一个“责任铁律”（Iron Law of Responsibility）:长期而言，那些不能按照社会认为负责任的态度去行使权力的人必将失去权力。用公式来表示，当“权力/责任＞1”时，经过较长的时期，会逐渐出现外力来削弱权力，使得“权力/责任=1”。这条铁律经过历史的验证，同样适用于组织机构，逃避社会责任会导致企业拥有的社会权力被逐渐腐蚀。德鲁克也认为，谁想要得到权力就意味着谁需要承担责任，而谁愿意承担责任就意味着谁可以获得权力。现阶段我国相当多企业的社会责任动机是法律约束多于道德约束，实际行动是被动多于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是企业获取社会权力的需要，为了获得社会权力企业必须承担社会责任。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企业领导人或企业家起着关键作用。企业家的行为偏好由企业家的伦理与道德观所决定，在伦理与道德的范畴内，有效的规制并不来自政府的“管理”与法律的“制约”，而是企业家在自我伦理与道德修养基础上的自律。作为企业行为的决定者和企业文化规则的倡导者，企业家（企业领导人）需要努力提高自身的道德索质，率先垂范。从根本上说，企业发展偏离正常轨道，乃至产生众多丑闻的根源，就在于相关经营者职业道德的缺失。安然造假事件、麦道夫金融诈骗案、三鹿奶粉事件等都足以证明企业家行为失范带来的严重后果。社会孕育了企业和企业家，企业和企业家应当积极回报社会。

企业家积极承担慈善或公益责任是获取社会公众认知、美誉和行动支持的有效途径之—，也是企业家实现个人社会价值和获得社会认同的需要。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在较低层次的生理、安全需要满足之后，人们就会追求更高层次的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当企业家对经济收益已经难以感到满足，而是通过非对等的让渡、让与甚至牺牲，自愿地帮助别人或回报社会，以此获得社会认同和美誉，无条件地为他人和社会做事会产生满足感和幸福感。这是企业家获得社会认同和实现个人社会价值的需要。

问卷设计的好坏直接关系到随后收集的数据质量和研究的信度高低。本研究问卷测量项目的设计参考了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并根据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的具体需要，对相关变量进行了操作化处理。为了部分解决行为动机调查研究的社会称许性问题，调查问卷的设计中有意弱化对于企业自身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动机的调查，而是要求企业对行业内部其他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动机进行判断，这样可以减弱企业的警觉心理和故意的回答偏差。问卷设计采用结构化问题，按照李克特五点量表编写，要求问卷填写者根据个人认知，针对每个项目与实际状况的符合程度分别进行打分。为了提高问卷设计的表面效度与内容效度，问卷设计过程中选择了部分民营企业和宁波市工商局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开放式访谈，并开展了小范围的试调查，结合访谈意见和前测数据的分析情况，对研究问卷进行了最终的修改完善。

本研究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动机为讨论主题，以宁波市民营企业为实证调查对象。在样本行业选择上，重点向宁波的典型产业和优势行业集中，主要包括制造业、纺织服装业、建筑与房地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等。正式的问卷调查时间集中在2009年3~4月期间，问卷调查结合工商局的企业年检同步开展，调查过程中共计发放调查问卷400份，回收问卷296份，回收率为74%。对回收的296份问卷进行筛选，剔除存在较多缺失值的问卷，同时根据问卷填写是否存在明显不认真、是否存在较多缺失值、反向问题的回答情况进行筛选。最终获得有效问卷220份，问卷有效率为74%。

通过对回收的220个有效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可以总体上把握样本企业的分布特征。被调查企业的基本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从企业成立时间来看，分布比较均匀。从销售额来看，有近一半的样本企业年销售额在500万元以下，而年销售额在3000万元以下的样本企业占到77.3%，超过1亿元以上的为5.5%。从被调查企业的行业分布情况来看，制造性企业为主导，占到近四成份额。总体而言，样本企业分布比较广泛，没有出现某一类型企业过度集中现象，具有相对较好的代表性。

表1 被调查企业的基本情况

运用SPSS软件对回收的220份有效样本数据进行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萃取特征值大于1的共同因子，并用极大方差法进行因子旋转。样本充足度的KMO系数为0.900，完全符合Kaiser建议的0.80以上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的判断准则。样本分布的球形Bartlett检验卡方值为2980.651，自由度253，显著性水平Sig.值为0.000，表明样本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见表2）。

表2 KMO值和Bartlett球形检验

经过探索性因子分析，依次删除两个测量条款，最终提取包含23个项目条款的5个共同因子，这五个因子的方差总解释率达到67.56%（见表3）。根据每一因子包含测量条款的具体含义，分别命名为提升企业家地位（Fl）、关注社会价值（F2）、争取政府支持（F3）、集聚优秀人才（F4）、规避发展风险（F5）。其中，提升企业家地位因子与企业家个人价值和社会认同的需要动机相对应；关注社会价值、规避发展风险、集聚优秀人才三个因子与企业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动机相对应；争取政府支持因子与企业获取社会权力的需要动机相对应。

表3 因子分析：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动机

续表

考察因子分析结果，在提取的5个因子中，因子荷载绝大多数都接近或超过0.6，显示了较高的内敛效度。从抽提的5个因子所包含的23个测量条款的共同性来看，基本都在0.6以上，也超出了有关研究所建议的0.5以上临界水平，体现了问卷设计具有较高的建构效度。对新提取的5个因子计算其克朗巴哈α信度系数，分别为0.893、0.855、0.809、0.855和0.698，列在表3的第二行。其中前四个因子的信度系数都在0.8以上，体现了较高的内部一致性；因子5的信度检验值为0.698，也完全满足一般研究建议的0.6以上的要求。显示出问卷设计具有较高信度，内部一致性检验获得通过。综合以上信度分析和效度检验结果，可以认为本研究具有较高的建构效度和测量信度。

提升企业家地位（Fl）、关注社会价值（F2）、争取政府支持（F3）、集聚优秀人才（F4）、规避发展风险（F5）是民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行为动机的五个因子构面。根据每一因子所包含的具体测量条款的原始分值，对这5个因子进行重新赋值，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动机因子的描述性统计

从社会责任行为动机各因子均值的比较可以发现，企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集聚优秀人才”的动机最为强烈，其次是“关注社会价值”，而通过承担社会责任“规避发展风险”的动机最弱；“提升企业家社会地位”和“争取政府支持”两种动机居中。同时我们还可以发现，每一因子的标准差很小，最大的也不到0.7，这说明调查对象对每一种动机因子的判断相差不大。为了检验上述动机因子均值差异是否具有统计意义，可以对五个因子的均值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

表5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动机因子均值差异的配对样本t检验

注：*p<0.05**p<0.01***p<0.001，括号中数值为t值。

表5中的检验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因子均值之间都存在显著性差异。这说明这些因子均值之间虽然“看起来”差距很小，但在统计意义上绝大部分的确存在差距。因此，可以对民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动机进行排序，按照动机强度的大小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即“集聚优秀人才、关注社会价值”动机最强，“提升企业家地位、争取政府支持”动机次之，“规避发展风险”动机最弱。

表6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动机强度分类

为了进一步分析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动机在不同分类变量上的差异，需要对上述五个因子均值差异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也就是说，我们试图比较不同规模企业、不同成长阶段企业和不同行业企业在上述五种动机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1.不同规模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动机差异分析。

对企业规模划分一般参考从业人员数、销售额、资产总额三项指标，并考虑到工业企业和非工业企业的差异。本研究中被调查企业涉及面广泛，为了简化起见，不再区分工业企业和非工业企业，主要采用企业销售额作为分类指标，同时参照从业人员数，划分企业规模。被调查企业中，2008年销售额在3000万元以下的有170家，其中有161家企业的员工人数也少于300人，只有9家企业的员工人数大于300人，且这9家企业都为制造企业或纺织服装企业等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本研究也将其归为小企业。2008年销售额在3000万元以上的企业有50家，其中员工人数在300人以上有22家，小于300人有28家，主要是房地产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或服务业等。总体来说，这种分类结果不会影响到研究的信度。经统计共有小型企业样本170个，大中型企业样本50个，对不同规模企业的社会责任动机因子均值差异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不同规模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动机因子均值差异

从表7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小型企业与大中型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动机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从均值简单比较来看，大中型企业的社会责任动机都比小型企业来得更为明确和强烈，只不过这种差异在统计上表现并不显著而已。可能的原因是：从企业内部来看，大中型企业在初步完成创业发展阶段之后，为了进一步做大做强，需要不断积累社会资本、树立良好社会形象，为企业未来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氛围，因此企业主动关注社会责任问题，履行企业公民义务；从外部来看，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受到越来越多的来自政府、公益组织、消费者、社会公众甚至竞争对手的关注，无论是为了避免各种法律和法规的惩罚，还是争取政府支持、吸引优秀人才，企业都需要关注，对企业的关注能让它更积极地履行社会责任。

2.不同成长阶段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动机差异分析。

企业像生物有机体一样也有一个从生到死、由盛到衰的阶段演变过程，学者们试图从销售额、员工数目、管理风格等视角阐述企业成长的阶段性特征，如斯坦梅茨、爱迪思、葛雷纳、丘吉尔和刘易斯等。本研究根据企业对于下一阶段发展目标的判断来确定企业生命周期发展阶段。统计表明，处于生命周期四个阶段的企业分别有：83、37、81和19家。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处于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动机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结果如表8所示。(www.daowen.com)

表8 不同成长阶段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动机因子均值差异

从表8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处于不同成长阶段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动机存在部分显著性差异。其中“争取政府支持”动机的差异最为显著，创业期和成熟期企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来争取政府支持的动机显著强于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同时，创业期和成熟期企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来提升企业家社会地位的动机也强于成长期企业。可能的原因是：对于创业期和成熟期的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寻求自我突破，以求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创业期企业需要通过企业家的社会资本来争取地方政府在人才、土地、税收、融资等方面的政策性优惠，争取快速低成本地进入良性发展轨道；成熟期往往是企业现金流的最主要来源，企业都会努力尽可能地延长和再造成熟期的时间周期，为了避免走向衰退，成熟期企业面临着转型升级压力和战略陷阱，通过承担社会责任吸引和稳定优秀人才，树立企业正面社会形象，体现企业社会价值，争取地方政府支持是成熟期企业的常用策略，而且成熟期企业有足够的资金和实力来支撑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3.不同行业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动机差异分析。

对不同行业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动机进行单因索方差分析，结果如表9所示。检验结果表明，不同行业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动机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提升企业家社会地位、关注企业社会价值、集聚优秀人才”三个因子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显著差异，“争取政府支持、规避发展风险”两个因子在95%的置信度条件下存在显著差异。

具体而言，制造业企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集聚优秀人才、关注社会责任的动机最强，提升企业家地位和争取政府支持的动机处于中等水平，而规避发展风险的动机最弱；纺织服装业企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集聚优秀人才、关注社会价值的动机最强，提升企业家地位和规避发展风险的动机处于中等水平，而争取政府支持的动机最弱；建筑与房地产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动机都处于相对中等水平；高新技术企业和服务业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动机都处于相对较弱的水平。从横向角度看，制造业企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来试图提升企业家地位、争取地方政府支持的动机最为积极；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来关注和实现企业的社会价值，在制造业和纺织服装等传统行业中表现最为明显。

表9 不同行业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动机因子均值差异

对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动机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对企业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获取社会权力需要、企业家个人价值和社会认同需要满足的结果。研究发现“提升企业家地位、关注社会价值、争取政府支持、集聚优秀人才、规避发展风险”是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动机的五个因子构面。其中，提升企业家地位因子与企业家个人价值和社会认同需要动机相对应；关注社会价值、争取政府支持、集聚优秀人才三个因子与企业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动机相对应；规避发展风险与企业获取社会权力需要动机相对应。按照动机强度的大小可以将民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动机划分为三个层次，即“集聚优秀人才、关注社会价值”动机最强，“提升企业家地位、争取政府支持”动机次之，“规避发展风险”动机最弱。

多重比较研究发现，小型企业与大中型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动机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从均值简单比较来看，大中型企业的社会责任动机都比小型企业来得更为明确和强烈，但这种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处于不同成长阶段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动机存在部分显著性差异。其中“争取政府支持“动机的差异最为显著，创业期和成熟期企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来争取政府支持的动机显著强于处于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同时，创业期和成熟期企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来提升企业家社会地位的动机也强于成长期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来集聚优秀人才的动机都较为明显，而规避发展风险动机相对较弱，争取政府支持动机也相对较弱。不同行业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动机存在显著差异。高新技术企业和服务业企业的社会责任动机明显弱于制造业、纺织服装业、建筑与房地产企业。不同行业企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集聚优秀人才、关注社会价值的动机最为强烈，而规避发展风险、争取政府支持的动机最为薄弱从横向角度看，制造业企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来试图提升企业家地位、争取地方政府支持的动机最为积极；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来关注和实现企业社会价值，在制造业和纺织服装等传统行业中表现最为明显。

总体而言，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表明我国在这方面的工作基本上以政府为主导，且以立法和执法为主，社会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企业行为比较被动。为了更好地促进民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需要政府引导、企业参与、社会配合的协调行动。激发企业主动自愿行动的内在动机，调动社会公众、消费者、舆论媒体广泛参与的热情，降低政府和法律的强制执行和监督成本，在国家和政府层次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调节和引导，包括立法、宏观调控、行政和司法干预、宣传培训、企业社会评价体系建立等。通过市场准入、政府采购、项目招标资格管理、税费减免、政府专项资助、信贷支持、政府表彰等措施，激励和引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在中观层次上，需要加快行业协会功能的发展，推动企业社会责任认证，构建科学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体系和放大社会舆论监督的影响。而社会责任问题的最终解决取决于企业自身的社会责任态度、动机和行为，为了更好地发挥责任作用和影响，企业应从战略层面考虑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制订合适的社会责任战略，培育和弘扬企业家精神，强化企业自律行为，变消极被动为积极进取，变随机盲从为战略规划，变法律制约为自律自愿，从而逐步形成和培育企业社会责任竞争力。

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渐进过程，政府、社会等利益相关者应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创造良性的外部环境，发挥必要的引导、监督和推动作用，企业自身则要培育社会责任的意识，强化自律精神和行为，从而形成由政府调节、社会推动和企业自律相结合的全方位、多渠道的企业社会责任保障、监管体系。

由于动机作为一种内在心理活动过程，无法直接观察，具有内隐性，且对组织动机调查研究中存在社会称许性问题，因此对于组织动机的研究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本研究在变量选取和问卷设计上可能并不全面，各个动机因子与需要、诱因的内在关系也没有揭示。寻找更为全面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动机因子，提高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动机研究的信度和效度，探寻动机与需要、诱因的内在关系和影响机制等是后续研究的重要方向。

（作者系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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