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的新竹科学园区成立于1980年9月，经过数十年的高速发展，新竹科学园区已蜚声海内外，享有“台湾岛的硅谷”之美誉。据统计，截至1998年，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的众多产品，如笔记本电脑、网卡、扫描仪、集线器等产量均居世界第一，晶圆代工也占世界第一（占有64.6%的市场份额），集成电路设计居世界第二位，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居全球第四位，大部分产品占台湾全岛产量的100%在园区高技术企业数量和员工不断增长的同时，园区企业的产品及支撑服务进出口贸易额也获得较大发展。2003年，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各产业进出口总额达到178148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为113197亿美元。

在新竹科学园区的发展进程中，大力引进人才，特别是引导留学生和华侨科学家的回流，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20世纪70—80年代，成千上万的台湾学生到美国学习，他们大多来自台湾最著名的工程大学，很多留学生毕业后留在美国公司工作，其中包括硅谷。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些人已经成为美国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和高级工程师。台湾有关部门将这些有美国教育背景的台湾工程师们（US-educated engineers）视为自身潜在的财富而大力引进，并积极吸收来自海外华人的政策建议。为此，园区制定了一系列积极的人才引进政策，如允许科技人员以其专利作为股份投资，同时注重以引进人才来带动本土人才的培养，不断加强已有的人力资源管理。

在园区各种人才政策的推进下，大批海外留学人员纷纷回流置业。据统计，1983年来园区就业的海外学人只有27位，至1995年提高到2080人，占园区从业总人数的1/3左右，在园区180家公司中，由海外学人创办的公司有79家，资本额达6342万元新台币（230万美元），占总资本额的28.8%。^[4]截至1998年，在美国留学的工程师当中，超过30%返回台湾。而在70年代，这个比例仅为10%。在1998年园区所有的272家企业中，就有124家是由美国归来的人员所创建的。

图11-1　1983-1997年新竹科学园区硅谷回流人员情况

资料来源：新竹科学园区管理局

伴随海外人员回岛创业潮，出现了“硅谷”回流人数不断攀升的现象。“雇佣中学习”（learning-by-hiring）成为最有效的技术转移方式。在这些归台的海外学人中，其中不乏一些在美国硅谷的高科技公司长期任职的工程师。如园区管理局第一任局长何宜慈既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博士，曾在波音公司和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担任工程师及经理，又曾在美多家大学担任研究员和教授，并实际参加过斯坦福科学园区的工作。旺宏电子公司，其主要成员中有38位是原来在美国工作的高级工程师。工业技术研究院的6000人中有800人是海外学成归来的，3位院长和11位所长全是学成归来者。他们的回归为园区带来了新观念和高科技，提高了园区的整体科技水平，使园区的经济发展能够迅速和世界接轨。他们通过所掌握的技术和隐性知识，将“硅谷”最新的技术和理念“移植”到台湾，带动了新竹工业园区的全面发展。因此，太阳微系统公司技术部主任约翰·盖奇说，“台湾电子公司中半数的副经理都曾赴美留学，在太阳公司、惠普公司就职，携资金返台开办公司。”^[5](www.daowen.com)

因此，正是这群有着美国教育背景的工程师，包括返回台湾者、经常往来两地者、把美国作为发展基地者，在硅谷和新竹科学工业园区之间搭起了一座社会和经济桥梁，使新竹科学工业园成为美国国外与硅谷最为接近的地区，园区的大多数公司采用了硅谷的管理模式。硅谷有为数众多的企业家，而新竹则有为数众多的经理。硅谷企业家的主要活动是创业，搞新产品的设计和研制，而新竹经理的主要活动是进行科技产品的生产和产业化。

新竹科学园区之所以能够吸引如此众多的海外学人，一方面得益于台湾本岛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得益于新竹园区为海外学人所创造的良好创业环境。新竹园区管理局的史蒂夫·何先生说，当初我们筹建园区时，就计划吸引海外的科技人才和工程师回园区创业，政府的最重要的工作是吸引海外人才回归。

台湾新竹工业园区的人才回流效应给我们的启示是：人才回流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尤其是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首先，人才国际流动的过程是劳动者接受技术培训、掌握和提高劳动技能的过程，也是开拓视野和理解他国管理模式、市场信息的过程，有利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

其次，人才回流时会传递示范效应，劳动者回国时将带来在国外积累的财富、技术和经验，使国内同种劳动力生产率有所提高，从而促进本土人才资源的进一步开发。比如，韩国早期留学生十有八九不愿回国，到了20世纪90年代留学生回国率上升到60%，对韩国科技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