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上关于FDI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成果众多，且多数证明了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其中尤以美国经济学家H.Chenery和A.Strout在1966年提出的“双缺口”模型最为著名，H.Chenery等认为发展中国家如果能成功利用外资，便可以克服储蓄、外汇和技术的约束，促进经济增长。A.BendeNabende和J.L.Ford（1998）发现FDI通过刺激私人固定资产投资和增加出口促进了台湾经济增长。Li以84个国家1970—1999年数据为研究对象证明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内生关系。

国内学者对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展开了丰富的研究。王仁祥等通过对我国外资与内资两部门1984—2002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比较，证明外资对我国经济增长有更大的促进作用。^[1]

FDI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在经济学研究中是应用FDI技术外溢效应理论来加以说明的，FDI外溢效应是通过以下四类渠道产生的：

1．示范—模仿效应（demonstration-imitation effect）：由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之间存在技术差距，东道国企业可能通过学习、模仿其行为提高自身技术和生产力水平。

2．联系效应（linkage effect）：联系效应被视为一种产业间溢出，包括跨国公司在与当地企业或客户的交往中，与供应商等上游企业发生后向联系以及与销售商等下游企业发生前向联系。后向联系的研究集中于外企与上游当地供应商间的联系。(www.daowen.com)

3．培训效应（training effect）：国外资本所具有的竞争优势是无法脱离其人力资源而完全物化在技术和设备上的。因此，跨国公司海外投资项目的有效运转，往往和当地人力资源的培训与开发结合在一起。

4．竞争效应（competition effect）：竞争效应多发生于产业内各厂商之间，其作用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跨国公司子公司与东道国企业争夺有限的市场资源，加大了市场竞争，刺激当地厂商推动技术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指在本来具有强大行业壁垒的产业，由于跨国公司的强行进入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垄断，缩小了跨国公司子公司与当地企业的技术差距，跨国公司为维护其技术比较优势，被迫引进或开发新技术，从而导致新一轮的溢出。

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已经在理论分析上获得了普遍的认同。也有部分国内外学者对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持否定态度。比如Easter认为利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会阻碍国内投资，当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收益差距很大时，引进外资反而会阻碍经济增长，Saltz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论证了发展中国家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2]而花俊、顾朝林等也认为在FDI比较集中的我国东部沿海地区，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