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Woolcock（2000）的研究，社会资本概念的正式提出最早可追溯到海尼凡1988年，著名社会学家科尔曼（J.Coleman）发表“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一文，这一概念才开始受到关注。1993年，普特南等（R.Putnam et.a.）著作“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问世之后，这一概念逐渐吸引了来自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等各个研究领域学者的目光，并在20多年中，国外与之相关的社会科学文献数量呈现指数式的增长。

就目前文献来看，国外在社会资本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比较规范体系，但由于研究视角不同，因而对社会资本的内涵界定上存在一定分歧。具体代表人物及定义如下表：

表5-1　社会资本的定义

续表

转引：邹宜斌.社会资本：理论与实证研究文献综述[J]．经济评论.2005（6）：120-125．

社会资本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被引入中国后，立即引起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界的广泛关注，涌现出了一大批介绍、探讨社会资本概念和理论的文献。然而，总体来看，国内理论界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还没有形成共识，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定义。王立军（2007）认为可以归纳为三种：“资源说”“关系网络说”和“能力说”，并指出企业集群中社会资本可以定义为：“两个以上的企业活组织（定义上的）通过基于信任、规范等的长期交往和互惠合作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关系来摄取稀缺资源并由此获益的能力。”也可以归纳为“能力说”之列。^[1]

结合前人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以为，区域社会资本（Regional Social Capital，RSC）是区域为了获得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提升区域竞争优势、持续获得稀缺资源所建立的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及规范。区域社会资本是整个共同体社会资本的一种，反映的是区域内地方政府、企业、研究机构及民间个人四方合作的程度。这—概念的界定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1．区域内主体培育社会资本的最直接目的是为了拥有获得稀缺资源和创新资源的能力。正如Portes（1999）指出的那样，把社会资本等同于通过它而获得的资源容易导致同义反复。因此，在这一概念的具体应用中包括三个要素：一是开放式区域创新体系中社会资本的拥有者，即那些通过社会资本获益的主体；二是社会资本的来源方，即提供资源的主体；三是在产生社会资本并流通于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本身。因此，区域内社会资本的拥有者可以通过优化提升区域创新体系内社会资本，来获得各种利益。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利益既来源于直接的经济利润，也可以通过因降低某种成本而获得的间接利润。(www.daowen.com)

2．区域创新体系中社会资本的载体是社会网络。区域创新体系中社会资本的经济价值需要通过一定的载体来实现，这个载体和介质就是社会网络。根据Granovetter（1985）提出的“嵌入说”（Embedded Perspective），社会关系总是渗透于各个经济主体中，经济组织及其经济行为反过来总是嵌入并受限于社会关系所构成的网络之中。区域内主体之间的交互往来并非主要借助于正式的经济交易规范实现，而是在很大程度上通过社会网络来进行的。在区域创新体系中，多层次、全方位的社会关系网络能够推动各主体开展合作，强化彼此信任，合作的过程中能够大大节约双方协议谈判、拟订和执行的时间、精力与费用，实现创造合作剩余。此外，区域社会网络也是一张信息网络，能够实现区域主体间信息交换的成本和费用。具体来看，由于区域内各主体尤其是企业空间上的特殊地缘关系，各成员企业通过区域社会网络频繁是先信息交流和人员交，提升了信息的传播与扩散速度，大大缩短了主体间搜索信息的过程。

3．区域创新体系中社会资本的基石是信任。信任本意是指行动者对他人是否遵守承诺、或其行为是否具有善意的正向预期。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指出：“信用是整个社会的最大资本，如果一家企业、一个国家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关系，也就没有人和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社会资本也不可能形成，企业的效率和竞争力都不可能提高。”“一个国家的福利及其他参与竞争的能力取决于一个普遍的文化特性，即社会本身的信任程度。”^[2]福山认为，所谓社会资本就是指在社会或其下的特定群体之中、成员之间的信任普及程度。^[3]无论是区域创新体系中企业间网络、企业家网络等主体之间常规网络中，还是在区域内制度化的支持网络中，各成员主体之间是否存在信任，对区域网络和组织效能的显现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信任可以大大减少网络和组织交互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获取更多稀缺资源和创新资源。

通过上述概念的描述，可以进一步归纳出区域创新体系中社会资本的有关特征：

1．无形性。区域社会资本流通于区域体系的网络中，存在于各个主体之间，表现在整个区域内的民俗习惯、历史传统及社会信任方面，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区域内各主体间的互信，二是区域整体在更高层次区域体系中的声誉。区域社会资本是各创新行为主体，如地方政府、企业、大学与科研机构、中介机构、金融机构之间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组织交流和沟通网络而形成的网络关系。这与区域创新网络概念相对应（盖文启，2002）。

2．公共性。区域社会资本形成于区域各主体之间长期的博弈合作、交互作用，这一过程需要采取“集体行动（Collective。Action）”（奥尔森，l995）来完成。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区域社会资本能否有效形成，关键在于如何解决“搭便车”问题。互惠的规范能够有效保证各主体之间交往的持续性，创设一种重复博弈的处境，有助于加强主体间的互信与合作，有效防止“搭便车”行为的发生。

3．客观性。诸多研究表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也证明，社会资本所代表的“文化力”能够对区域发展发挥重大影响作用，而且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客观存在的。尽管从主观上看，区域创新体体系中主体培育社会资本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稀缺资源和创新资源，然而资源本身不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本质上具有特定的经济与社会价值。

4．可塑性。区域创新体系中社会资本的形成，得益于各主体有意识或无意识投资策略的实施。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可以发挥其优势和作用，通过政策导向去引导社会资本的形成。可以通过相关政策象征性的建构，在体制上提供保障，在区域内形成一种各主体从主观上都愿意长期维持其存在的持久稳定的关系。还可以发挥已有的相关社会体制作用，促成主体间通过各种物质或非物质的交互活动，使社会资本得以形成确立，并不断地实现自我更新和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