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对新古典经济学简化论、还原论、决定论等哲学观的反思与批判，演化论被引入到经济学理论中，形成了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ry Economics），1981年，博尔丁出版《演化经济学》，次年，Nelson和Winter出版被誉为经典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其后报酬递增理论、耗散结构理论等也逐步开始纳入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框架。1991年《演化经济学》杂志正式创刊，演化经济学日益成为诸多经济学家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领域。

根据贾根良（1999）的研究，演化经济学本质上是研究演化的科学，与传统经济学有着根本的不同。具体表现在：①时间不可逆性。演化经济学家特别强调历史、常规、环境和机构对企业决策的影响；W.B.Arthur关于报酬递增和路径依赖的研究正是基于时间不可逆过程，微小的历史事件才能通过正反馈导致某种技术的“锁定”；诺斯在研究体制转变和经济发展时发现，从经济不发达状态过渡到发达状态实际上存在某种路径依赖，而有些国家或地区停滞不前，正是由于锁定在不发达状态之中。②非最优和非目的论。这种信念强调虽然主体行为是有目的的，但由于不确定性和新奇事件的存在，社会经济过程不是以目的方式展开的过程，演化过程没有必要趋于有效率和最优的结果。由于环境的复杂性和利益冲突，对微观经济个体采用的是有限理性假设，作为特别主体的企业并不表现出利润最大化行为。③共同演化论。演化经济学家研究发现企业能够通过自身评价和其他企业的经验来不断学习；一个区域内各类型企业、不同规模企业都有自己的生存环境，相互之间结成网络，是一个创新的、学习的、模仿的、意外的和偶然的事件频频发生的世界；技术的发展非常类似于一种共生演进的生态系统，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共同演进。④动态论。演化经济理论关注于动态的经济过程，特别是这一过程中市场不平衡条件、个体行为、组织行为以及经济结构的改变。因此，演化经济学模型能够真实地表现经济行为主体的多样性及其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2]

近年来，演化经济学明显呈现出与创新体系研究互相融合的态势。越来越多的演化经济学家开始聚焦创新体系研究。(www.daowen.com)

演化经济学概念也被引入了创新体系，甚至被写进了国际组织的政策性文献，如欧盟委员会的《1996年创新绿皮书》。与此同时，可以看到许多研究创新体系的学者也开始吸收演化思想及相关理论，如Cooke（1998）。演化经济学和创新体系研究这两个领域之所以能够互相融合、互相借鉴，开展富有成效的交融与对话，原因在于：首先，演化经济学着重强调变化以及对新环境的适应，但不足在于忽视了正式的制度因素的影响，而创新体系研究的更多采用结构主义的分析路径，着重聚焦政策制定和环境，却又难以揭示经济变迁的本质。因此，两者的研究重点和思路不同可以相互借鉴，从而实现将动态分析和正式制度研究相结合，更加全面深入探讨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其次，无论是演化经济学还是创新体系研究都坚持认为以往的主流经济学研究存在不足，对于近来经济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和各国的国际竞争力差异产生现象和原因不能作出很好地解释。因此，这一共识构成了两者对话的基础。最后，正如Freeman等人（1997）所说的那样，演化理论作为研究技术变化的重要理论，可以为研究创新体系提供有效的理论框架。演化理论强调历史条件下经济过程的动态性，还认为新异（创新）性是引发经济体系变革的最基本要素，这一点和创新体系研究的观点是一致的。创新体系研究更多关注正式的制度，如法律和鼓励性政策等，目的在于为政府提供制定和执行创新政策的框架体系。而演化经济学认为制度是影响能力和发展路径的组织惯例。由上分析可见，演化经济学的动态观与创新体系学派的结构主义分析路径两者是完全可以互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