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在很长时期内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欧美国家经济飞速增长，尤其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极大地推动了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于是经济学家开始关注技术创新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开始关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1957年索洛（S.C.Solow）发表《技术进步与总量增长函数》一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形式第一次较科学地测定了美国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创新研究开始逐步兴起。

此后，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与层次，对创新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发展为两个独立的分支：即以技术变革和技术推广为对象的“技术创新理论”和以制度变革和制度形成为对象的“制度创新理论”。^[6]

1．技术创新理论。以曼斯费尔德（M.Mansfield）弗里曼（C.Freeman）、纳尔逊（R.Nelson）、西尔弗伯格（Silverberg）、阿瑟（W.B.Arthur）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发展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并自称“新熊彼特学派”（Non-Schumpterian）。他们主要是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基于企业产业层次进行技术创新测度、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和市场机制的研究，并对技术创新理论进行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主要的代表著作有：英国弗里曼教授1974年出版的《工业创新经济学》、斯通曼（P.Stoneman）教授1983年出版的《技术变革的经济分析》。张余发将“新熊彼特学派”主要研究内容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①以技术创新为研究的核心，探讨技术创新过程的影响因素以及技术创新对经济结构的反作用，即“创造性的毁灭过程”；②分析技术创新产生的技术基础、技术轨迹与技术范式、技术创新集群、技术创新的扩散，以及技术的周期波动；③研究技术创新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论证了技术创新对企业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④研究测度技术创新方法；⑤讨论技术创新行为与组织管理，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的关系；⑥扩展更为宏观的层次，论述技术创新与对外贸易、产业结构的关系；⑦确认政府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作用（张余发，2001）。

2．制度创新理论。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的突飞猛进使经济学家们意识到了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制度创新的研究与技术创新的研究开始并驾齐驱。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有两层基本含义：其一，制度是行为规则，它决定着人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与怎样做什么事；其二，制度是人们结成的各种经济、社会、政治等组织或体制，它决定着一切经济发展活动和各种经济关系展开的框架。由于人的有限理性以及机会主义的存在，制度安排的目的是为了节约交易过程的成本，减少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良好的制度安排能够减少因分工所带来的交易成本上升。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费用、产权和人类行为理论发现和解释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组织逻辑，对制度进行多视角的透视，形成了交易成本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委托代理经济学、公共选择经济学体系。(www.daowen.com)

由于这两种理论均强调创新的线性特征，因此这个时期也被称作创新理论的线性模式时期。

线性模式主要强调创新的诱发作用，即认为：科学研究是创新的起始点，增加科学研究投入将导致下游的创新与新技术的增加。美国政府的创新政策便遵循这种理论的指导，将大量资金投入到基础研究中，并希冀能够取得对下游产业的拉动作用。直到70年代，日本经济通过技术应用的改造赢得国际市场竞争优势的发展途径，导致了另一种线性创新模式的诞生，即科学研究并非创新的起点，真正对创新起拉动作用的应该是大规模的需求。

线性创新模式是创新理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应用，对各国的经济发展道路起到了重大的影响。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决策者们发现，创新并非线性行为，其可以发生在经济活动中的各个环节，并能够以多种形式出现，尤其是更多的发生于各种行为主体之间复杂的交换过程中。因此，从系统论的角度来探讨创新理论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要求，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