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春，改革开放的春风初拂祖国大地，当时在国营工厂当铆焊工的高德良不甘心一直过平庸的日子，想起了祖传的“太爷鸡”。

他毅然辞职，在家人的帮助下，筹集了500元，领了工商执照，在文明路一间岗亭般大小的路边档，将在广州消失了30年的“周生记太爷鸡”重新开档售卖。那一年，高德良31岁，他由此成为广州第一批个体户，也是中国最早的个体户之一。

一个月后，高德良清点账户，竟有近8000元营业额，纯利润达3000元！而当时2000元在广州能买两层旧楼。

报刊对周生记太爷鸡的报道(www.daowen.com)

但是政策的限制和社会的偏见还是令高德良举步维艰。按当时的政策，个体户雇工超过5个就是“资本家剥削”，日营业额超过100元就课以重税，向银行贷款更是无政策无办法，个体户们普遍感到困难重重。

高德良的积极性也严重受挫，“多做不如少做，做到‘够钱’就行了”。他有点沮丧。“周生记”的营业额从第一个月的8000多元直线下降至第三个月的3000元。

面对个体户遭受的不公平待遇，高德良辗转反侧，经过深思熟虑，他于1980年11月写下了那封至今看来仍具建设性与代表性的长信，上书中央领导人，为个体户“奋笔疾呼”。38年过去了，高德良至今仍保留那封九页纸的手写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