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是指以科学知识武装自己，秉承传统道德，具有经营管理智慧的商人。他们像以敏捷和速度著称的猎豹，嗅觉敏锐，行动快捷，能够巧妙地避开陷阱，迅猛地抓住猎物，并且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修炼出应对危险和把握机会的特殊直觉。他们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熟悉每一种利益格局，懂得在灰色领域如何合法而又灵活地自如穿行（参见图2－11）。

儒商阶段的开始，应该从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算起。针对纠缠不清姓“资”姓“社”的问题，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民间曾有“谁不改革谁下台”之说，但曾担任邓小平讲话记录者的陈建华却说原话是：“反对改革的人不要反对了，去睡觉好了。”[16]且不论哪句话正确与否，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发挥了推动改革的作用。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这是对体制改革迈出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一步。但由于到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召开时，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7]框架，但还很不完善；同时，包括认定民营企业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在1999年才写入宪法，被法律承认。因此，这一段时期我们认为是制度过渡期。民营企业经过10年的发展，已经从少到多，由小变大，对民营企业家战略领导力的要求也随之提高。民营企业不仅要回顾历史，总结经验，还要进入较高层次——科学境界，具备科学精神，实现企业的科学管理。在此过程中，对民营企业战略领导力的要求在胆识的基础上，更加侧重于人脉、团队和经济实力。

图2－11 儒商的主要特征

1992年，在改革开放关键的历史时刻，邓小平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引发解放思想、加快改革步伐的热潮，也给民营企业吃了一颗定心丸。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民营企业迎来了第二次发展高潮。

1993年，掀起了第三轮下海经商浪潮，一批企业新星相继诞生。民营企业高速发展势必对战略领导者的战略领导力提出更高要求。战略领导者未必具备全面的科学管理知识，但至少具备科学精神，能够完成对企业巨人的正规化管理。针对1992年和1993年上半年的经济过热现象，中央从1993年到1996年采取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使经济成功“软着陆”，进一步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完善，为抵御随后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次的宏观调控在时任副总理朱镕基的主持下展开，效果显著，不但未对民营企业的发展产生冲击，反而刮起了“国退民进”的旋风。1993年开始，山东诸城市卖光国有企业，引发大争论。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举措。1996年3月朱镕基视察诸城国有企业改革[18]，肯定了诸城的做法[19]，引爆了一场激烈的大争论。四份“万言书”[20]《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和《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对改革开放横加指责。至此，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为姓“资”姓“社”定调后，姓“公”姓“私”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1997年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的“五·二九”讲话和党的十五大平息了这场争论。因此，凌志军认为这是继真理标准大讨论和邓小平南巡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21]。这一轮对“国退民进”的辩论冲破了所有制观念的束缚。在思想观念、政策和法律方面为国有企业改革扫清了障碍，也为民营企业的发展赢得了空间。(www.daowen.com)

在这段时期国有企业转制的过程中，民营企业要取得一席之地，其战略领导力的要求就体现在经济实力、人际关系和科学管理方面。例如，到1996年，浙江将几乎全部的乡镇企业都变成了私人所有或股份制，而且股份制企业实行的都是“经营者持大股”；江苏原先发达的乡镇企业，到90年代下半期也把乡镇企业几乎都变为“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企业，这些企业几乎都是“经营者持大股”。这些经营者既要具有丰富的市场经济知识和管理能力，也要有开拓市场的人际网络关系的实力，而其作为企业的大股东必须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成为企业的经营者。从民营企业整体发展来看，进入了儒商阶段，对企业自身而言，民营企业战略领导者需要具备科学精神，对企业自身及团队有效的管理，这就需要科学的方法。

1997年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波及中国。当时我国对国际资本实施金融管制，没有受到金融风暴的直接影响，但随着整个亚洲经济的低迷，经济发展受到外需减少的影响，股市陷入低迷，消费市场冷清，经过几年的宏观调控，通货膨胀的压力日渐释放，通胀率几乎下降为零，但是，消费过冷的景象却同时出现。随着这种市场环境的骤然变化，中国民营企业迎来了一个突如其来的“雪崩之年”，陷入短暂的低谷期。困境产生机遇。在面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同时，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却在加速。在“抓大放小”的整体思路框架下，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有了微妙的变化：国有资本从完全竞争领域中大面积退出。一种新的“国退民进”的战略出现了。“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22]这是朱镕基上任后对国有企业改革等问题发出的豪迈之言。1998年中央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这些为增强国内需求而实施的措施，也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此外，在此期间，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取得突破，进入一个空前活跃的时期，应用和政府管理齐头并进[23]，四大门户网站[24]在这个阶段成立。1999年《个人独资企业法》颁布，这在放宽市场准入、鼓励民间投资和扩大内需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对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具有特殊的意义。2000年中央决定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这又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腾飞的机遇。在“国退民进”的浪潮中，民营企业的战略领导者在充满市场机遇的时期，其人脉资源、团队和企业实力，对企业的扩张和竞争力的增强起着重要的作用。

1992—2000年，我国处于市场经济的初期或者说是过渡期，民营企业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国退民进”，民营企业与外部环境的角力，似乎更表现在中央为排除保守思想所作的努力，当然，利益的较量与博弈也贯穿其中。民营企业更多的是从微观角度在内部争取对国有企业的经营权。因此，当中央的政策为国有企业改革指明方向后，民营企业的数量在此阶段随之增加，数量的增加迫使其增强竞争力，也就是质的提高。从数量方面看，国有企业转为民营企业的过程中，其经营者成为焦点。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哪些人容易成为经营者？首先，当然是原国有企业的职工，具有较强的经营管理能力，而这些职工却不限于原来的管理层，不过管理层的机会优于普通员工。其次，党政机关“下海”从业人员——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些人利用自身原有的政治影响力，整合各种资源，成为企业的掌门人。再有，便是原先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经济实力强的民营企业在国企改革中成为经营者，温州民营企业抢购国有企业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三种身份，一个结果，但都不外乎三个原因：人脉关系、团队建设和经济实力。这构成了这波“国退民进”浪潮中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三个因素是民营企业战略领导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哪种人成为经营者，都不能忽视与外界及与团队之间的博弈行为，博弈是在团队合作的基础上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