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10年，虽然最初的几年政策上有所徘徊、反复，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压制，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政策逐渐走向正规，民营企业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机遇。民营企业迎来大发展时期，无论是在企业规模还是行业领域等方面，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且在称谓上已名正言顺地被称为“民营企业”，这也是实质性的进步。

从政策角度考察，党和国家对民营企业的发展是大力扶持和支持的；尽管有时受到特定政治环境的影响会出现对民营企业质疑的声音，例如，从1986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开始，“极左”派对我国经济改革中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大加批评；1989年政治风波后，在“公”与“私”、姓“资”与姓“社”的意识形态争论中，一些人对改革开放的政策更加质疑。在这样的环境中，各地对私营企业开始大规模的整顿，一些人开始把工厂交给集体。这种争论既没有尊重历史发展规律，也不是科学的发展方法。因而，这段时期科学境界是应有之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这种既尊重历史，又根据现实需要作出政策调整的做法，是一种遵循科学方法的表现，也是对历史境界的延续。

随着时间的流逝，从1992年开始，民营企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这段时期的出现缘于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政策定调。正如前文所述，现代意义上的“民营”概念最早于1993年提出。1993年掀起了一股“国退民进”浪潮。此后，民营企业不断为我国经济发展贡献力量，在市场经济浪潮中不断发展壮大。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指出：“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15]

1993年11月14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在积极促进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的同时，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经济发展，并依法加强管理。”“一般小型国有企业，有的可以实行承包经营、租赁经营，有的可以改组成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给集体和个人。”[16]

1995年9月28日，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在积极促进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的同时，允许和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正确引导、加强监督、依法管理，使它们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国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这个阶段后期，在政策趋于明朗、趋于规范的情况下，民营企业逐渐走向改革发展前台。其中，有两件事较好地说明了这一时期党的政策、社会环境给民营企业产生的影响。第一件就是温州的“鹿运红帽子”事件，另一件是党的十五大报告的有关规定。

1995年，《中华工商时报》对“中国民营企业之都”温州的民营企业主戴“红帽子”现象的报道，在中国经济理论界掀起了一场大讨论。1995年4月27日《中华工商时报》刊登了浙江温州市一家股份合作企业——鹿城运输总公司法人代表、总经理张朝荣（见图2－4）的一封来信，随后该报又进行了8篇系列报道，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

图2－4 张朝荣及其简介

张朝荣，浙江温州人，中国投资城市公共交通事业的第一人。(www.daowen.com)

1995年3月，温州发生了震惊全国的“鹿运事件”，张朝荣突然被罢免鹿城运输总公司总经理和法人代表职务。经《中华工商时报》报道，“鹿运事件”引起各方高度关注。1999年秋天，经法院协调，鹿城运输总公司更改为股份合作制企业。2000年，他再次被选为鹿运公司董事长。

鹿城运输总公司成立于1993年2月，张朝荣个人出资361万元，约占公司总股金的62％，是最大的股东。鹿城运输总公司完全由张朝荣筹资并发起创立，为当地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1995年，该公司挂靠的鹿城区工交委以“莫须有”的罪名免去了他的法人代表总经理职务。鹿运公司明明是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由组合、自负盈亏的私营企业，偏偏要顶着个集体企业的“红帽子”，后果苦不堪言。

张朝荣历经磨难，最后终于拿回了本属于自己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重新当上了法人代表。鹿运公司代表的是当时迫于姓“资”姓“社”压力而戴上“红帽子”的民营企业群体，这种情形在当时非常普遍，打着集体的旗号，集体又未出资，这就造成了产权关系和司法解释的混乱，为民营企业埋下了定时炸弹。据统计，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在“左”倾思潮影响下，全国有200多位私营企业家被逮捕，罪名是“贪污”、“挪用公款”等。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罪名，原因很简单：企业家不是法人代表，企业分利润，是“贪污公款”；企业调拨资金，是“挪用公款”……因为企业戴着“集体”的红帽子。但是，无论如何，张朝荣们最终还是洗刷了自己的罪名，拿到了企业的合法的“身份证”，也说明国家改革开放趋势不可逆转，民营经济逐步得到了认可。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这对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17]把民营企业在内的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作为一项基本制度，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在以后的发展中，我国还对这一制度不断地进行完善。党的十五大，把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非公企业正式描述为“非公有制经济”，这在历史上属首次；同时，把非公有制经济正式纳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系中，承认其地位的重要性。

1997年9月，在这个“让思想冲破牢笼”的金色秋季，安徽建筑业的一个民营企业老板——沈文涛，走出了他躲藏20年的“藏身所”，勇敢地摘掉了头上的“红帽子”，在合肥注册成立了广厦股份合作制建筑公司。他“地下”经营已经多年，害怕别人指责他的企业性质，所以多年来不是“挂靠”在这个“集体”，就是“挂靠”在那个“集体”。当时他说：“我决心跨出这一步”，最终注册了私营公司。十五大之后，各地出现了摘掉“红帽子”，还私营企业本来面目的热潮。

这段时间，中央政策是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平等对待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并强调加强管理。但是，民营企业仍然是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补充”。将民企定义为“补充”，表明政策制定者稳妥的改革取向，也是尊重现实、讲究方法的表现。

在国企改制浪潮中，媒体的镁光灯聚焦在了时任山东诸城市委书记陈光身上。一时间陈光被推上了风口浪尖。1993年、1994年，不到两年时间，山东诸城市就把全市95％的国家和集体企业卖光了。因此，时任诸城市委书记的陈光被称为“陈卖光”，诸城的做法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争论。有高级官员、知名学者撰文或写信给中央，直指诸城改革是搞私有化，致使国有资产流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8]。1994年前后，争论还只是局限在一些内部座谈会上，大部分媒体没有声音——但“不报道本身就是一种姿态”。1995年，由刘健执笔的长篇通讯《话说陈光》刊登在《中国青年报》显著位置。同年，创立不久的《东方时空》栏目把镜头对准了陈光。而此时，理论界的争论也摆上桌面。《改革》杂志1995年第6期刊登了吴敬琏等人的《放开放活小型国有企业》，同期也刊登了陈国恒、王金梁的《对“诸城经验”的几点质疑》。随后，温州私企劲刮抢购国企旋风。诸城第一个吃“国退民进”这只螃蟹，带动了国退民进浪潮[19]。1996年3月朱镕基副总理在经过调查后，充分肯定了诸城的经验。朱镕基肯定了诸城的做法，实际上已经把承担改制失败的风险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上。1996年末，朱镕基观看话剧《商鞅》，为剧情所动，潸然泪下[20]。从商鞅变法对比朱镕基改革，也就不难理解其落泪的原因。这就是制度过渡期所产生的激烈变革，变革的过程则是决策者冲破传统思想的束缚，客观上为民营企业的壮大创造了条件。

虽然陈光、朱镕基是政治家，并不是民营企业家，但他们是改革派政治家，他们身上体现了民营企业的发展轨迹，从他们承受的舆论压力可以看出：民营企业在儒商阶段的战略领导力仍然脱离不开历史境界，但这一阶段，科学境界已经成为民营企业战略领导力的主流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