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1988年的10年间，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初步出台，在政策层面，民营经济的发展算是打开了个口子，颇有拨云见日之意，而后这个口子越来越大，大有阳光普照之势。

这一时期，民营企业的发展处于萌芽期，从民营企业自身发展角度来说，是指其刚破土新生，在名称上尚未被称为“民营企业”，而是个体户、私营企业等；从国家发展和政治环境的角度来说，在这一时期，整个政治环境尽管有波动、受极左思想影响较大，民营企业的发展虽历经波折，但总体来说，各种形式的民营企业还是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这一时期，民营企业战略领导力的要求，主要体现在勇于摸索方面；对政策制定者而言，也是总结历史，反省历史，正视现实，规划未来的摸索阶段。

1978年的改革开放对中国，乃至世界而言，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年对我国的个体经济的发展也具有特殊的意义。197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条规定：“国家允许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在城镇或者农村的基层组织统一安排和管理下，从事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同时，引导他们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1]

1979年4月，国务院批准的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的报告》中再次强调了1978年宪法中的相关规定。报告指出：“可以根据当地市场需要，在征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的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对他们要发给营业执照，会同街道和有关业务部门加强管理，并逐步引导他们走集体化的道路。”[2]这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第一个涉及个体经济的文件，对个体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以上两部法案，是国家从政策角度对民营企业的雏形——个体户予以合法性地位承认的最好佐证。尽管如此，这时的个体户还不能有雇员。

温州一向盛行经商之风，改革开放伊始，那种深深地印在温州人骨子里的经商意识就开始觉醒，如同被石头压抑的小草，春天一到便茂盛地疯长起来。此时，一些人开始试探着“偷偷摸摸”地做起了小生意。章华妹的父亲便是其中之一，他看到了小女儿章华妹身上的那种天生的经商潜质，当然也是为生活所迫，开始让章华妹在自家门口卖些小东西。在自家门口摆张桌子，几分钱的日用品、纽扣、纪念章、手表带等，这就是最初一些个体户开始做买卖时的大致情形。1979年11月，章华妹的店铺开张了。后来有人学起了章家，也开始做些小买卖。这样的故事，在全国一些地方悄悄地发生着，最终逐渐演变成一场洪流，席卷神州大地。

当时，温州鼓楼工商所刚成立。一天，工商部门的人找到章华妹，说做生意开放了，可以去领一份营业执照。章华妹还有些疑惑，怎么在自家门口做生意还要执照。她回家和父亲商量，她父亲比较精明一些，嗅到了一丝特殊的气息，就让她立刻去申请，因为他认为这份执照以后对做生意会有用的。这一去就产生了全国第一家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见图2－1）。如今这份执照收藏于温州博物馆中，静静地诉说着中国民营企业已经走过的30多个春秋。

图2－1 中国第一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

1980年12月的一天，寒风瑟瑟。21岁的章华妹从温州工商局鼓楼分局领到了“第10101号”营业执照。她找出一枚钉子，把执照挂在了家里最显眼的位置。

30年过去了，章华妹的生意从家门口搬到了如今寸土寸金的温州市人民西路。在这条商铺密集的马路上，她的店因“中国第一个工商个体户”称号而蜚声中外。

1981年7月7日，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中开始允许个体经营者雇工，但作了严格限制，规定“必要时，经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可以请一至两个帮手；技术性较强或者有特殊技艺的，可以带两三个最多不超过五个学徒”[3]。1981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4]中指出：“允许雇工使得个体经济可以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

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在农村和城市，都要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只有多种经济形式的合理配置和发展，才能繁荣城乡经济，方便人民生活。”[5]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在法律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6]这是我国第一次从宪法的角度明确个体经济的合法性。

从上述政策演变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1981年、1982年两年时间内，国家对个体经济发展的政策逐渐松绑，从1981年对雇员五个名额的限制，到1982年的宪法中不再进行名额限制。这种政策的变动，是为了适应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这种政策的改变带来了更大的变革。(www.daowen.com)

1983年1月12日，邓小平（见图2－2）在谈话中说：“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7]在这样的谈话背景下，1984年的“我们下海吧”的民间词汇很好地反映了邓小平的谈话内容。而在中国广大的乡村地区，各种形式的企业也逐步蓬勃发展起来。

1984年乡镇企业[8]的说法被正式提出，这是由社队企业的名称转变而来，当时的中央4号文件规定：乡镇企业包括乡镇办、村（村民小组）办、联户（合伙）办、户（个体私营）办。这时的乡镇企业，是按投资比例归类的，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超过百分之五十，或者虽不足百分之五十，但能起到控股或者实际支配作用[9]。

图2－2 邓小平及其简介

邓小平（1904—1997），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同时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他所倡导的“改革开放”及“一国两制”政策理念，改变了20世纪后期的中国，也影响了世界，在1978年和1985年，曾两次当选《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

此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是政策容许个体户发展的一种变种形式。也就在这一阶段，温州形成了著名的“皮鞋之乡”、“服装之乡”、“纽扣之乡”、“打火机之乡”、“锁具之乡”、“电器之乡”等独具温州特色的工业体系，为温州地区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当地政府和民间普遍对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持鼓励和支持态度。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对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都要继续鼓励它们发展”，“实践证明，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10]。

1988年4月12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11]这从宪法上确定了私营企业的地位。在这一段时期内，中央政策和法律文件以私营企业的形式承认民营企业的发展。

在这10年间，民营经济的称谓不断变化，民营企业从个体户到个体经济，再到私营经济。从政策制定者角度而言，这种变化是对个体间差异的承认，总结历史更好地服务于现实发展的必然选择；对民营企业而言，战略领导者需要破除历史的束缚，大胆地走新路子，其中，过人的胆魄是其领导者个人素质中的闪光点。这就是民营企业战略领导力的第一个层次的境界，也就是历史境界。

图2－3 年广久及其简介

年广久（1937— ），安徽芜湖人，“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傻子瓜子”因邓小平多次在高层提及年广久并收入《邓小平文选》而闻名全国，其本人被称为“中国第一商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注释第43条，解释傻子瓜子道：“指安徽省芜湖市的一家个体户，他雇工经营，制作和销售瓜子，称为‘傻子瓜子’，得以致富。”

能明显地反映这一时期的典型人物非年广久（见图2－3）莫属。年广久因邓小平的三次点名解救而逃过劫难、名声大噪。第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末，年广久因雇工超过一定数量而被质疑是否属于剥削，事情传至邓小平处，邓小平表示对个体经济发展给予了肯定，并就一些人对“傻子瓜子”姓“社”姓“资”的争论表示，要“放一放”、“看一看”[12]。第二次是在1984年，又有人要动“傻子”。邓小平说：“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那个会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一个‘傻子瓜子’，就会变动人心，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13]第三次是1987年，年广久刚推出20多天的“有奖销售”被叫停，后因涉嫌经济犯罪被羁押。1992年初，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把“傻子瓜子”提到了事关全局的高度：“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14]从年广久的事情看出，他的个人曲折经历折射出了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变化，同样是民营企业在“草商”阶段发展的展示。这是像他那样敢闯敢干的一批人与中国的政策、制度及僵化的思想的博弈，也反映出中央在对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意见的博弈。而这些个体工商户在改革的初期，完全凭借的是个人的胆量和独特的商业意识驱动他们在逆境中求得发展。这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也是刚刚走出政治乌云所迸发出的闯劲。这种单纯的闯荡注定了民营企业在萌芽时期处于历史境界。

根据对上述政策的梳理，我们可以大致画出这一阶段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路线表（如表2－1所示）。

表2－1 政策路线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