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在中国古代、西方以及日本最初都带有战争的意味，是备战的艺术，是作战的艺术，更是将领统领军队的艺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战略”成了生活化的用语，广泛运用于政治、军事、商业、职场，甚至是生活中，表示统领性、全局性、长远性的规划和布局。

清朝文学家陈澹然在《寤言二·迁都建藩议》中有句名言：“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在这里，“谋”讲的就是谋略，或者战略。

说到战略，这本是一个军事术语，最早见于西晋初史学家司马彪所著的《战略》，原意是“将军指挥军队的艺术”。司马彪《战略》一书完成后，后魏赵蕤《战略》和明代茅元仪、徐子等人都曾运用其“战略”一词的意思[1]。在古希腊语中，战略的最初词源是“strategos”，其原意也带有“将军”、“军队”的意思，更可以引申为“将军指挥军队的艺术”。可见，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战略”是战争的产物是不容置疑的。

战略从战争中产生，长期用于军事领域，因而，从这个角度来说，“军事战略”等同于战略。

中国的《孙子兵法》是对军事战略思想进行全局筹划的开山著作，《始计篇》提到“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这实际上就是中国最经典的军事战略思想的体现——在战争之前进行缜密的分析、谋划、比较，就容易在战争中取得主动。因此，在古时候的战略就带有“兵略”、“鬼谋”、“兵法”等意味。

一种思想或一类现象只有被提升到理论研究的高度，并被当作一门学问进行研究的时候，才是其科学化、规范化的开始。同样是战争的助推，三位军事理论家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军事战略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图1－2 比洛及其简介(www.daowen.com)

比洛（Adam Heinrich Dietrich von Bulow，1757—1808），普鲁士军事理论家。主要著作有《新战争体系的精神实质》、《新军事原理》和《新战术》。

世界历史上最先明确提出战略概念的是普鲁士军事理论家比洛（Adam Heinrich Dietrich von Bulow，1757—1808），他在1799年所著的《新战争体系的精神实质》中，将战略与战术加以区分，并赋予其定义：“战略是关于在视界和火炮射程以外进行军事行动的科学；而战术是关于在上述范围以内进行军事行动的科学。”[2]德国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C．von Clauseweitz， 1781—1831）认为：“战略就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3]瑞士军事历史学家A．H．若米尼（Antoine Henri Jomini， 1779—1869）提出：“战略是在地图上进行战争的艺术，是研究整个战争区的艺术。”[4]

从国外三位学者对战略的定义来看，比洛从外延角度对战略做出的定义显得浅显，且这种粗浅的划分并不确切。当然，这种定义的局限性是时代所致，我们不能用当代的眼光苛求前人。克劳塞维茨对战略的定义，似乎模糊了战略与战术的区别，尽管他也区分两者的差异：战术“至少有一半的情况是人们亲眼观察到的”，而战略“一切都必须依靠猜想和揣度”。

在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若米尼，有过实战经验的若米尼是19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军事科学的两大代表之一，他被恩格斯称为军事领域“全世界公认的权威人士”。然而，国内学术界更多记得的是克劳塞维茨，却不知若米尼为何人。殊不知，其《战争艺术概论》一书影响颇大。因而，正如笔者上文所引用的若米尼对战略的定义，一定程度上已经朝着战略的全局性、根本性这种最核心的属性接近。作战的关键在于全局，在于战争取胜的根本，若米尼对战略的界定已经意识到全局性作战的重要性。

真正提出战略这一本质属性的非毛泽东莫属。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5]可以说，毛泽东对战略的表述，奠定了现代中国战略定义的基础。从军事角度对战略的定义，毛泽东超过了国外同行——他提出战略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