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际分工相近引发的产业竞争

中国和东盟国家大部分同属于发展中国家,都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也具有较大相似性。中国和东盟内部各国之间的发展程度存在差异,但是总体上仍处于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同一阶梯。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合作仍处于国家间的经济合作阶段,双方之间的深入的产业整合度依然较低。此外,中国和东盟国家出口产品和市场有一定的重叠性。出口产品中资源性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制成品比重较大,主要出口市场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来源地也都是美国、日本、欧洲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吸引外资上,中国和东盟也存在一定的竞争,目前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占各自的贸易总额比重均较低,相互投资规模也较小,区域内经济增长缺乏本土动力,区域经济整合困难。

2.区域内部的权力制衡和大国博弈

在东亚区域内部,中国、日本、韩国是在区域内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国家。目前东亚地区经济发展合作还处于国家间合作的比较初级的阶段。复杂的地区局势和大国参与,使得区域内的经济合作政治化。中日两国作为区域内部新老两大经济引擎的竞争日益激烈,两国依赖或者建立竞争性的区域经济制度使得区域制度混乱。区域内部对于建立东亚自贸区仍然存在分歧,并且美国等区域外国家的强大压力,缺乏统一的制度和规则。各主要经济体分别建立FTA为主要形式的制度模式来促进双边的贸易发展。中国和东盟之间的经济合作既受到区域内大国博弈如日本制衡中国而引发的竞争,也因为区域内大国博弈难以形成统一机制而深入一体化受到影响。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发展受区域外大国的影响。美国对东亚区域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跨太平洋的更大的亚太区域建构,将东亚地区纳入亚太区域从而使自己由域外国家变为域内国家,由此来对区域产业合作进行制衡和重组。

3.产业合作集中在传统产业领域,新兴产业合作较少

目前,中国与东盟产业合作主要集中在传统的经贸与投资、农业、机械、旅游等领域,而具有更高层级及技术标准的生产性服务业、信息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等新兴产业的合作仍处于起步阶段,缺乏实质性的合作项目,且相关产业领域合作面临区内外地缘政治风向影响,合作不确定性因素影响较大。

4.合作总体水平较低,不平衡(www.daowen.com)

中国和东盟国家的经济和产业发展整体呈现不平衡性和多层次性,产业合作停留在起步阶段,更多的是表层的合作。东盟大部分国家都还处在工业化时期,农业占比重大,没有明确的产业分工体系建设,工业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因此,目前中国和东盟国家的产业合作是比较简单、起步阶段的合作。同时,由于中国和东盟国家发展存在多层次性,在产业合作也存在一定的层次性。从东盟国家组成的角度来看,可以分为3个层面,即第一层面,新加坡、文莱;第二层面,菲、马、泰、印尼;第三层面,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相对应的,中国经济经历30余年发展,形成东中西3个明显的梯级产业带,产业结构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

5.经济体制、政策上的障碍

世界银行报告认为,体制、法律、信贷制度以及企业注册规定等方面的薄弱极大地阻碍了大部分东南亚欠发达国家发展。东盟多数国家市场经济不发达,市场体系、市场机制构建不健全,政府管理市场经济的经验较缺乏,中国也存在类似问题。产业合作以市场合作、企业合作为核心,以政府合作为保障。中国和东盟部分国家早期实行计划经济,后来转向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各有不同。东盟国家整体上还处于市场经济建设的初级阶段,加上政治体制、宗教文化、民族矛盾等因素的影响,国家市场经济发展普遍存在政府对经济过渡干预、市场竞争不充分、透明度不高等问题。

6.宗教和文化的复杂性

政治和文化差异影响中国和东盟合作。东盟地区各国文化和宗教不尽相同,总体受到中国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四大文化的影响,形成不同的宗教文化圈。中国文化圈以发端于中国的儒家和道家文化,以及由大乘佛家文化为代表,其地域包括中国、朝鲜半岛、越南、日本、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华人居住区。印度文化圈以从印度经斯里兰卡东传的上座部佛教信仰为代表,其地域包括缅甸、泰国、老挝和柬埔寨,其教义成了这些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行为举止以及精神和文化生活的极其重要的准则,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伊斯兰文化圈以伊斯兰教信仰为主要特征,包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群岛的绝大部分、文莱苏丹国以及菲律宾南部的摩洛人居住区。基督教文化区以从西班牙传入的天主教为主要宗教信仰,主要包括菲律宾的大部分地区以及东帝汶。事实上,东盟国家内,多种宗教、文化并存。近年来,随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的抬头及回教徒与欧美等西方国家的矛盾不断激化,不同宗教信仰间冲突时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