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东亚地区格局中的这种二元困境,既体现在地区整体层面,也体现于中国和美国在东亚地区所处的环境之中。
1.东亚:经济依赖中国,安全依赖美国
对东亚整体而言,上述二元困境集中表现为“经济依赖中国,安全依赖美国”。美国对东亚政治安全的高度控制,是战后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经历了复杂多变的调整,基本格局从未改变。2001年“9·11”恐怖事件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开始转移,其对东亚地区的政治安全控制一度有所松动。但在奥巴马政府上台,尤其是2011年前后加速重返亚太之后,其对东亚地区的政治安全控制再度明显加强,从而东亚对美国的政治安全依赖又进一步得到强化。对此,学界已有系统描述和深入探讨,本文不拟重复。而应予以重点讨论的是东亚经济格局的急剧变化。众所周知,东亚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出口主导特点,而其传统出口结构的明显特点又是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直到2000年,美国在日本、韩国和东盟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分别高达30.1%、21.9%和19.0%。但到后来,尤其是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之后,美国在上述三大东亚经济体出口结构中的占比开始快速下降,到2005年,已分别降至22.9%、14.5%和14.4%;2010年,再分别降至15.6%、10.7%和9.5%;2012年,更分别降至17.8%、10.7%和8.8%。从2000—2012年,美国在日本、韩国和东盟出口中的占比分别下降了12.3个、11.2个和10.2个百分点。但在另一方面,中国在东亚三大经济体出口中的占比却在快速提升,并取代美国成为越来越多的东亚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市场。如在2000年,中国在日本、韩国和东盟出口中的占比分别仅为6.3%、10.7%和3.8%,分别比美国占比低了23.8个、11.2个和15.2个百分点。而到2005年,中国占比已分别升至13.4%、21.7%和8.1%,明显接近于美国的占比。2010年,再分别提升至19.4%、25.1%和10.8%,已分别比美国占比高出3.8个、14.4个和1.3个百分点,从而取代美国成为东亚第一大出口市场。到2012年,中国占比分别高达18.1%、24.5%和11.4%。从2000—2012年,中国在日本、韩国和东盟出口中的占比分别提升了11.8个、13.8个和7.6个百分点,与同期美国占比的下降形成鲜明对照。[8]
2.中国:经济贸易受依赖,政治安全被防范
对中国而言,上述二元困境集中表现为“经济贸易受依赖,政治安全被防范”。上述东亚出口格局中对中国依赖的不断提升,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际经济地位不断提升的直接结果。与之相对,上述东亚出口格局中对美国依赖的不断弱化,恰是美国经济持续停滞、国际经济地位不断下降的必然反映。这点可从中美经济实力对比关系的变化中得到明证:(www.daowen.com)
2000年,中国GDP总量仅相当于美国的11.6%,2005年提升至17.2%,2010年再提升至39.6%,2013年更提升至54.7%。这意味着在短短的13年中,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实力对比关系已由1/10强,快速提升至1/2强!此间发生的另一重要事件是2009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中国GDP总量已相当于日本的1.9倍,而在2000年还仅相当于日本的1/4,[9]中国经济实力如此急剧增强,在提升东亚地区对华经济依赖,让东亚邻居共同分享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巨额“红利”的同时,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招致了来自周边某些国家在政治安全层面的防范。
3.美国:经济贸易疏离,政治安全控制
对美国而言,上述二元困境集中表现为“经济贸易疏离,政治安全控制”。如上所述,美国无论是在经济贸易层面还是在政治安全层面,都是东亚地区一元化格局的主导者。但受上述经济实力消长关系的直接影响,其在经济贸易层面的“被疏离”已是大势所趋,很难逆转。其在东亚经济体出口结构中的占比不断下降,其作为东亚第一大出口市场地位逐步被中国所取代就是明证。但美国显然不情愿放弃其对东亚地区的控制,为此,所采取的主要对策有:一是构筑“雁型安全模式”,强化对东亚地区的安全控制;另一则是强力推进TPP,实现对东亚地区的经济分化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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