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精神文化层面分析，军工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伴随着人民军工的发展而形成的，以“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和人民军工精神为指引，体现爱国主义为特色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特征的时代精神，是全体军工人秉承“把一切献给党”“国家利益至上”的崇高道德追求，始于土地革命时期，成长发展于战争年代，丰富发展于国家建设各个时期，承载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和革命传统，是人民军工发展壮大的精神支柱。军工精神文化是国防科技工业形成和发展的精神集合，有着丰富的内涵，需要我们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先进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发展，不断对其内涵要义进行深入研究和挖掘。

1.热爱祖国、军工报国

爱国主义是国防科技工业的一贯传统，爱国主义是军工人在实际行动中体现出的对祖国的积极支持态度，集中表现为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为保卫祖国、建设祖国而立足岗位、发奋工作、勇往直前的奋斗行动。爱国即热爱祖国，热爱祖国是军工文化核心内涵的核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把一切献给党，这是军工人的价值取向与追求。从人民兵工精神、“两弹”精神、预警机精神到“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军工精神，无不体现着这一核心。报国就是为国家效力尽忠；军工报国就是军工人以自己的实际工作业绩为国家效力尽忠，为强军服务。

1999年9月18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并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他们中只有于敏和钱骥没有留学经历，其他21位主要留学美、英、法、德等国家，其中去美国者最多，达11人；他们平均在国外时间为7年，其中钱学森在美国生活了20年，郭永怀在国外生活了17年。但这些元勋都放弃了国外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回到了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科技条件极为落后，工作条件极为简陋，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但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澎湃着一腔报国热血，创造了非凡业绩。特别是元勋郭永怀，出生于山东省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北京大学物理系大学毕业，之后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国际航空大师冯·卡门，获得博士学位，1946年9月，出任美国康乃尔大学航空工程学院助理教授；1947年年底，晋升为副教授；1955年夏，晋升为正教授，成为享誉世界的空气动力学家、应用数学家。1956年，他偕全家回到祖国，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1958年，任刚成立的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副主任及化学物理系主任；1961年4月，郭永怀临危受命，与实验物理学家王淦昌、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受聘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组成了中国核武器研究最初的“三大支柱”，他们急国家所急，改变研究方向，服从祖国需要，转入核武器研制。郭永怀历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九院副院长，负责力学和工程学方面的领导工作。在一无图纸、二无资料的情况下，他们开展了原子弹的理论探索和研制工作，迅速掌握了原子弹的构造原理。1963年7月，中央决定将核武器研究院总部迁往青海高原一片荒凉的沙漠里。1964年10月16日，在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乘坐飞机回京，途中飞机失事，他和警卫员紧紧拥抱在一起，用胸口保证了机密公文包完好无损，他们壮烈牺牲。1968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歼-15舰载机工程总指挥罗阳是改革开放新时代培养的军工人的楷模，他2012年11月25日执行任务时，不幸殉职，终年51岁。罗阳的一生是航空报国的一生，他将自己30多年的全部精力和智慧都奉献给祖国航空事业的发展，歼-15舰载机是快速研制成功的杰出成果，为此他直至生命最后一刻。罗阳用身躯践行了航空报国的伟大宗旨，成为一代军工人的杰出代表。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26日做出重要指示，要求党员学习罗阳优秀品质和可贵精神，学习他身上所具有的信念能量、大爱胸怀、忘我精神、进取锐气。

2018年8月20日，第18号台风“温比亚”过境大连市，受其影响，停靠在第760研究所的国家某重点试验平台出现重大险情，对提升我国船舶多项核心关键技术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的平台如脱缰的野马剧烈摇晃，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在危急紧要关头，所党委委员、副所长黄群带领宋月才、姜开斌等11名同志组成抢险队，对试验平台进行加固作业。作业过程中，黄群、宋月才、姜开斌同志被巨浪卷入海中，英勇牺牲。他们用生命谱写了军工人初心不改、信念当先、许党报国的壮歌。黄群是60后军工人的杰出代表，199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51岁的黄群，从武汉调来第760所仅仅480多天，事发前一日还在办公室通宵值班。在整理黄群遗物的时候发现，调来的480多天里，黄群使用了5个笔记本，3本大的都快记满了，其中在一篇学习十九大报告的体会中，黄群在标题上写道：“牢记使命，勇于担当，为760所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在一个“三会一课”记录本上，黄群工工整整地写下了完整的入党誓词。“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8月15日写下这句话，20日黄群用自己的行动做出了诠释。“只有奋斗的一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一生。”黄群在笔记本上写下的这句话，他一生都在践行。宋月才和姜开斌都是50后，都曾在海军服役，已经退休，但试验平台重新点燃了他们年轻时干事业的激情，他们成为黄群带领的抢险队成员，冲上码头，对平台进行加固作业，监控视频里留下了他们一往无前的身影。

2.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自力更生就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原来的情况而发展兴旺起来，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基点，是中国共产党奋斗前行、事业发展的源泉，是军工人干事创业的信心坚守。艰苦奋斗是立足于艰苦条件的奋斗。军工人推崇的艰苦奋斗，不是抑制人们正当的物质追求和精神享受，而是一种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传统美德，一种自力更生、不等不靠的自主精神，创造条件干事成业的工作态度。艰苦奋斗才有出路，自强不息方有前途。奋斗是中华文明兴盛之源，奋斗是立党立国之基。中华民族具有一往无前、同心奋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品质。历史和实践都表明，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就是在逆境中奋发、在奋斗中自强的历史。伟大奋斗精神是我们党和国家最闪亮的精神标识和精神密钥。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难者。人民军工的发展历史，就是一代又一代军工人英勇奋斗、艰苦探索、创新发展的历史。艰苦奋斗精神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最丰沛的精神力量。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是在继往开来中奋力推进的。饱含丰厚的物质文明和丰富的精神文明在内的中华文明，都是靠奋斗积淀而凝成的结晶。伟大奋斗精神不是一天炼成的，是由一个个鲜明具体的“坐标”组成的，进而形成一个可以长久滋养后人的价值谱系和百折不挠的斗争品格。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顽强斗争精神的伟大民族，从威武不能屈，到粉身碎骨浑不怕，再到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百折不挠、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深深熔铸于中华民族品格之中。中国革命的胜利、建设的成就、改革的推进都是靠斗争拼出来、干出来、闯出来的，不为私利而争，而是直面前进道路上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动真碰硬、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状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闯关夺隘、善作善成的意志品格，不断攻坚克难，推动各种困难问题的解决。奋斗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主要体现在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奋斗姿态和奋斗作为。从人民兵工到国防科技工业，无不是在条件异常艰苦，缺乏设施、装备、技术等种种困难条件下，攻坚克难、创新发展而取得成功。抗日战争中的人民兵工厂，生产物资匮乏，生活条件艰苦，还要准备随时同敌人作战；“三线”建设中，新中国军工人克服了生活和生产基础的种种困难，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艰苦奋斗的拼搏精神在引领新中国精神国防科技工业创新发展中，深化着国防科技工业精神文化的内涵。

“自力更生、创新图强、协同作战、顽强拼搏”，是科研人员在研制中国预警机时形成的预警机精神。王小谟院士以自己的奋斗诠释了这一精神。中国同某国合作研究预警机，王小谟院士是中方的总设计师。当时的设想是先合作研究，研究完了以后中国自己生产。但是在合作过程中，该国不给我们核心技术，因此做了“同步研制”的决策。到后来，该国迫于美国的压力终止了和我们的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研制中国人自己的预警机！最后，经过全体科研人员几年的不懈努力，研制成功了中国自己的预警机。“要创新，首先你要相信自己不会比别人差，别人能想出来的东西你也一定能够想出来。”在预警机研制的过程中，王小谟院士坚信我们中国人一定能行，我们不比别人差，我们一定能独立自主地把预警机搞出来。

倪志福曾是北京永定机械厂的钳工。1953年他经过研究、反复试验，发明了高效、长寿、优质（加工精度高）的“三尖七刃”钻头，解决了当时完成紧急任务的关键难题，其先进性得到世界公认。倪志福的发明被命名为“倪志福钻头”。机械工业部、全国总工会于1956年联合做出决定向全国推广。对技术精益求精的倪志福，又根据生产实践的不同需要，使“倪钻”发展成适用于钢、铸铁、黄铜、薄板、胶木、铝合金及毛坯孔、深孔等不同材质、不同加工要求的系列钻头。倪志福的发明，得到了永定机械厂领导、同事和北京工业学院等单位科技人员的支持。为此，倪志福谦虚地把“倪志福钻头”称为“群钻”。这种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奋斗姿态和奋斗作为是军工人的生动写照。

3.求真务实、勇攀高峰

求真务实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本质要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所谓“求真”，就是“求是”，也就是依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去不断地认识事物的本质，把握事物的规律。所谓“务实”，则是要在这种规律性认识的指导下，去做、去实践，实现求真与务实的统一。求真务实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胜利的根本保证。勇攀高峰是向着既定目标无畏前行，挑战“不可能”是勇攀高峰的创新精髓。中国军工人“敢于走前人没走过的路”，“勇于攻坚克难、追求卓越、赢得胜利”。挑战“不可能”体现的是意志。只有意志坚强、不忘使命、爱岗敬业、砥砺奋进、持之以恒，挑战“不可能”才会实现，这样，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就会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国防科技工业要为打胜仗提供武器装备，战场只有第一，没有第二，真刀真枪上战场，能打胜仗为第一，因此，国防科技工业注重科学精神，敢于追求真理，崇尚严慎细实，坚持脚踏实地，在勇攀高峰中屹立，在创新中发展。武器装备不仅要求先进的性能指标，而且要求质量可靠性等指标，这就要求国防科技工业在脚踏实地中求真务实，在求真务实中勇攀高峰。国防科技工业求真务实、勇攀高峰的品质深深体现在对国际国内局势的科学判断、国防科技工业的科学布局、领导管理体制的科学构建等许多层面，一直是国防科技工业文化的重要本质特征。(www.daowen.com)

“两弹一星”元勋是求真务实、勇攀高峰的杰出代表。王淦昌是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的奠基者，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科学技术领导人之一。赵九章是地球物理学家和气象学家，是中国地球物理和空间物理的开拓者，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组织者和奠基人之一。郭永怀是中国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在力学、应用数学和航空事业方面有卓越贡献。钱学森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中国火箭之父”。钱三强是原子核物理学家，中国原子能事业的主要奠基人和组织领导者之一，在研究铀核三裂变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王大珩是光学专家，中国光学界的主要学术奠基人、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开拓和推动了中国国防光学工程事业。彭桓武是理论物理学家，参与并领导了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的研制计划。任新民是航天技术和火箭发动机专家，中国导弹与航天事业开创人之一，曾任卫星工程总设计师。陈芳允是无线电电子学家，提出方案并参与研制出原子弹爆炸测试仪器，并为人造卫星上天做出了贡献。黄纬禄是自动控制和导弹技术专家，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曾任中国液体战略导弹控制系统的总设计师。屠守锷是火箭技术和结构强度专家，曾任地空导弹型号的副总设计师，远程洲际导弹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吴自良是材料学家，在分离铀235同位素方面做出突出贡献。钱骥是地球物理与空间物理学家、气象学家、航天专家，是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程开甲是核武器技术专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开拓者之一、核武器试验事业的创始人之一，核试验总体技术的设计者。杨嘉墀是中国航天科技专家和自动控制专家、自动检测学的奠基者，领导和参加了卫星总体及自动控制系统研制。王希季是卫星和卫星返回技术专家，任返回式卫星总设计师。姚桐斌是导弹和航天材料与工艺技术专家，中国导弹与航天材料、工艺技术研究所的主要创建者、领导者。陈能宽是材料科学与工程专家，从事原子弹、氢弹及核武器的发展研制。邓稼先是理论物理学家、核物理学家，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领导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朱光亚是核物理学家，从事核反应堆的研究工作，出任工程院首任院长。于敏是核物理学家，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热核武器物理中一系列关键问题。孙家栋长期领导中国人造卫星事业，是卫星计划技术总负责人，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周光召是理论物理、粒子物理学家，从事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工作，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于敏和孙家栋2019年获得国家“共和国勋章”。

4.协同创新、甘于奉献

协同包含协和、同步、和谐、协调、协作和合作之意，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不同资源或者个体，协同一致、互相配合地完成某一目标的过程或能力。协同创新是指创新资源和要素有效汇聚，通过突破创新主体间的壁垒，充分释放彼此间“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活力而实现深度合作。协同创新是各个创新主体要素内实现创新互惠：知识的共享、资源优化配置、行动最优同步、高水平的系统匹配度。军工的协同创新就是为了实现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集国家优势资源，所有参与这项事业的单位或个人团结一致、胸怀全局、服从整体、密切配合、互相支持，共同完成神圣的使命。大力协同的合作意识是全局意识、集体意识、民主意识。搞好大力协同，就需要甘于奉献。大力协同，全国一盘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成为一条熔铸民族之魂的高科技发展之路；大力协同，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已成为国防科技工业的优良传统，成为一条体现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进步之路。从“两弹一星”到“神舟飞天”，从“北斗巡天”到“嫦娥奔月”，从歼-20到国产航母装备部队，所体现出的这种大力协同精神，是军工文化的重要传承发扬。实现协同创新需要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忠诚服务，高度负责，团结协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淡泊名利，廉洁清正，忘我工作，在工作和奉献中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甘于奉献不只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精神力量，一种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动力。

“两弹一星”是全国大力协同的成果。在制定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方针时，就明确为：“主要技术以我为主，同时要积极考虑全国大力协同。”实践证明，这一方针完全正确，原子弹是在全国大力协同中研制成功的，是全国人民的成果。原子弹的理论计算、物理爆炸试验、各项主要技术攻关突破、核材料生产等方面，都必须由核科技工业系统自己负责研究解决。但是，原子弹的其他相关部件、器件、测试手段以及相关的配套协作工程十分庞大，涉及国防各工业部门、民用部门、科学研究部门、大专院校、各军兵种许多部门，是全国系统配套工程，只有直接参与这项工作的人，才能深刻体会全国大力协同创新的意蕴。例如，原子弹本身直接配套的特种雷管、炸药是兵器工业所属厂所研制的，许多特殊电子元器件是电子工业所属厂所研制的，一个协作配套项目仅中央各部、中国科学院、部队科研生产部门以及地方工业部门就有数十家，涉及航空、冶金、机械、电气、电子、轻工、化工等许多行业。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爆炸成功后，陈毅元帅来看望聂荣臻元帅时风趣地说：“你立了大功，我这个外交部部长腰杆硬了，气顺了，裤子也不用当了。”聂帅却谦逊地说：“没有中央、主席、总理和军委你老兄们的领导和支持，没有全国的大力协同，没有科技人员的齐心协力，我又能怎么样啊。”从特种雷管、炸药到电子元件、器件，从高速照相机、特殊示波器、精密天平到托举原子弹的铁塔、运输物资和人员的解放牌汽车……原子弹的相关部件、器件、测试手段以及相关的配套协作工程十分庞大，几乎各行各业都为原子弹爆炸做出了贡献。“党政军民和各行各业都为国防科研事业开‘绿灯’，要人给人，要物给物；先后有26个部委（院），20个省、市、自治区，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及各军兵种参加会战，演奏了一曲气壮山河的壮美乐章。”钱学森说：“称我为‘导弹之父’是不科学的，因为导弹卫星工作是‘大科学’，是千百人大力协同才搞得出来，只算科技负责人就有几百……”于敏院士也婉拒“氢弹之父”的称谓，他说，核武器事业是庞大的系统工程，是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各兄弟单位大力协同完成的大事业。在艰苦卓绝的环境面前，在惊天动地的伟大成就面前，德高望重的元帅、“两弹一星”的功勋科学家们和无数参与其中的人都牢牢记住了这样一条经验：大力协同。梁思礼院士曾指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严谨务实、勇于攀登，这24个字是中国航天事业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也是中国航天事业的传家宝，也应该是全国的传家宝。

再说预警机的研制。飞机的改装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一个点一个点地去测外形，测完以后要做风洞试验，涉及一系列航空安全的问题，因此就需要航空和电子两大部门团结协作。另外还要把全国都动员起来，相关各个科研单位都参与这样一个工程。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也是为什么其他国家用了十几年，而我们只用五年就能把预警机研制出来的原因。

5.锐意进取、为国争光

锐意进取是指意志坚决地追求上进，下决心强化前行，力图一定有所作为。为国争光是锐意进取的目标和结果导向，只有树立为国争光的坚定信念，追求为国争光的成果，才可能锐意进取、勇往直前。锐意进取、为国争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中国从小变大、由弱到强的身体力行。国防科技工业是国家战略性产业，是国家科技创新的高地，是国家国防安全的基石，决定了其发展必然是一个持续的锐意进取、自主创新、为国争光的过程。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是基于前沿科学理论的重大突破基础之上，通过对相关技术领域进行群体性的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实现的，这其中大量的研究开发工作都超出了目前的知识范畴和经验积累，因此，攻坚克难是国防科技工业发展过程中的常态，必须要以锐意进取的创业意识，勇于探索，解决难题，才能有所创新，占领制高点，做大做强国防科技工业。锐意进取、为国争光是国防科技工业持之以恒的秉性。

黄旭华是中国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和战略导弹核潜艇总设计师，中国核潜艇研制的开拓者之一。1949年，黄旭华大学毕业时成为中共预备党员。1954年，黄旭华被调到上海船舶工业管理局，选送参加苏联援助中国的几型舰船的转让制造和仿制工作。1958年，黄旭华调到北京海军，任核潜艇研究室副总工程师，开始核潜艇研究。1966年，黄旭华和一批技术人员进驻工厂，开始设计建造核潜艇。参研人员只参加过苏制常规潜艇的仿制工作，至于核潜艇是什么样的，谁都没见过，见过的只是一个核潜艇玩具。黄旭华带领设计人员锐意进取、创新图强，克服国外技术封锁加大的研发困难，搞出了比常规流线型潜艇水下阻力更小的水滴形潜艇结构，同时解决了核潜艇设计制造的一系列难题，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艘核潜艇。1974年8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1988年，中国核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试验成功，又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第二次核报复力量的国家。1988年年初，核潜艇按设计极限在南海作深潜试验，黄旭华亲自下潜水下300米。水下300米时，核潜艇的艇壳每平方厘米要承受30公斤的压力，黄旭华指挥试验人员记录各项有关数据，并获得成功，成为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下水做深潜试验的第一人。由于严格的保密制度，长期以来，黄旭华隐姓埋名，不能向亲友透露自己实际上是干什么的，也由于研制工作实在太紧张，从1958—1986年，他没有回过一次老家探望双亲。父亲病重，正是工作任务紧张时，他怕组织为难，忍住没有提请假申请，父亲去世了，他也没能回家奔丧。直至父亲去世，老人家也不知自己儿子到底在干什么工作。直到2013年，他的事迹逐渐“曝光”，亲友们才得知原委。1988年南海深潜试验，黄旭华顺道探视老母，95岁的母亲与儿子30年后再相见，此时62岁的黄旭华，也已双鬓染上白发。面对亲人，面对事业，黄旭华隐姓埋名三十载，默默无闻，寂然无名，为国争光。黄旭华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17年获得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敬业奉献奖，2019年获得国家“共和国勋章”。

三代主战坦克“独臂总师”祝榆生，一生不计名利、甘于奉献。1937年年仅19岁的祝榆生，考入了黄埔军校。1938年1月，祝榆生进入抗大学习军事，同年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抗大后不久，他被派往抗日前线，成为八路军主力115师的一员，先后参加过30多次战役战斗，曾任八路军115师司令部参谋、股长，山东滨海军区司令部科长，山东军大处长、副部长。战争期间根据战斗需要，他创造和改进了20余种武器和战斗器材，在战斗中发挥了很大作用。1948年1月，在组织迫击炮敌前试射时，右臂被炸断。1950年9月，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1955年5月，被授予“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1959年，祝榆生进入哈军工炮兵工程系任副主任。1960年该系从哈军工分出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工程学院后，担任教育长、副院长等职务，主要分管教学科研工作。1960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75年，调五机部兵器科学研究院担任副院长，主管科研。1984年1月，祝榆生被任命为新型主战坦克ZTZ99式主战坦克（通称三代主战坦克）总设计师，为新型坦克的研制工作做出了卓越贡献。研制期间，祝榆生经常要夹着十几斤重的资料包奔波于各个试验场地，由于没有右臂，行走有时会失去平衡，跌过多少跟头已经记不清了。1990年，祝榆生在去包头协调有关技术问题的路上又重重地跌了一跤，他顾不上胸口的剧痛，一只手抓住公文包，乘坐颠簸的汽车如期赶到会议现场。持续了几个小时的研讨结束了，祝老艰难地扶着桌沿，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随行人员这才发现了异样，把祝老强迫送进了医院，这才发现72岁的他已经摔断了三根肋骨。祝榆生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这是所有了解祝榆生的人们的共识，关于工作，祝榆生置病残身体于不顾，对待生活，祝榆生奉行节俭。由于一只胳膊做饭不便，祝榆生的食谱上经常出现的就是面包、方便面、剩菜剩饭。对待住房，祝榆生甘居陋室。水泥地板，白粉墙壁，祝榆生却在这里数十年如一日工作不辍，思考不息。由于房屋冬天阴冷，考虑到老人的身体，祝榆生的女儿曾经趁他出差时给有关领导写了一封信，希望组织上能够换一套条件稍好的房子。祝榆生得知此事后，除了将女儿严厉责备一番外，还亲自向该领导另写了一封信，并请求将原信退回。虽然祝榆生不像其他军工前辈一样拥有傲人的学历和名誉，但是他是一个从战争中走来的军工人，他知道战场上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组织各方大力协同，共同攻关，使中国走上了自主研制国际先进水平坦克之路。

航空工业是工业明珠，我国的航空工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肩负起航空报国的历史重任。以吴大观、罗阳等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的航空人牢记“航空报国”的崇高使命，饱含“航空报国”的爱国情怀，承担起作为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重要力量的崇高使命和责任。在拼搏中奋进、在奋进中拼搏，锐意进取，创新图强，从仿制军机到自主设计歼-20、歼-30、运-20，从小型民机到C919大型客机，真正实现着几代航空人强军富民、航空报国、为国争光的伟大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