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建立、发展人民兵工厂的同时，又高瞻远瞩着手建立了教育研究机构。

1.延安自然科学院等科技教育机构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特别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面对极其严重的生存危机，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军民，自己动手，艰苦创业，逐渐建立了自己独立的社会政治经济教育体系，不但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而且为夺取革命胜利奠定了物质、人才和文化基础。特别是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等地创办发展教育研究机构，不仅建设了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还建立了自然科学院等，培养了大批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的人才。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党校1937年进入延安，是中国共产党轮训培训党的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的学府。1943年3月—1947年3月，毛泽东亲任中央党校校长，他把“实事求是”确定为中央党校校训。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培养军事和政治干部的学校。1936年5月，为满足抗日战争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创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1月，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毛泽东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他为抗大规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抗大不仅培养了中国工农红军中的高级干部，还招收培养了奔向延安的爱国青年。为培育革命干部，满足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需要，中共中央于1937年7月底决定在延安创办陕北公学，学校实行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直属中央组织部和宣传部领导，办学宗旨和培养目标是“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战人才”。1937年10月，毛泽东为陕北公学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和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1939年建立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1940年春改为延安自然科学院。延安自然科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于延安创建的一所进行科学教育和科学研究的高等学校，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建的第一所理工科院校，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办学宗旨是以“培养抗战建国的技术干部和专门技术人才为目的”，培养既通晓革命理论又懂得自然科学的专业人员。学校老院长徐特立为学校所创立的学风是“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延安教育研究机构不但培养了革命干部，而且对于抗战时期的革命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2.徐特立科技教育思想

徐特立（1877—1968年），1913年，36岁时，任长沙师范学校校长；1919年，42岁时，远赴法国勤工俭学，并考察了德国等国的教育；1927年5月，50岁时，在“白色恐怖”中，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南昌起义；1934年10月，57岁时，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气魄；1940年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

徐特立院长在办学上始终把握坚定的政治方向，认为在教育理念上首先要解决“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延安自然科学院理论联系实际，将延安精神与办学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注重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特别注重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反对任何形式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放在重要位置，建立了徐特立院长所要求的“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的学风。“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芒。为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深植在学员们的血脉之中，延安自然科学院开设了“边区建设理论”，让学员充分明晰边区建设的各种问题；开设了“中国革命史”，让学员懂得革命的意义；开设了“革命人生观”，培养学员健康向上的人生观。通过这一系列课程的开设，在教育的实施中强化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理念。

徐特立院长坚持正确务实的办学宗旨，提出了科学教育机关、科学研究机关和经济建设机关三位一体是科学正常发育园地的思想。学校将边区与全国、现在与未来的考虑有机结合，既立足于现在，又着眼于全国。延安自然科学院从“先进的政党要把握全国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方针”出发，培养战时需要和将来国家建设需要的人才。学校在教学实践中，结合实际情况，注重教学、科研、生产相互结合的办学思想，创建出一条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产学研三位一体的办学之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学校结合边区建设实际，取得了一批丰硕的科技成果。延安自然科学院产学研一体的办学思想与实践在为革命战争服务、为边区经济发展服务中符合实际情况，也立足高远；同时，这一办学思想与实践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积淀了厚重的传统，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型理工科大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徐特立是我国20世纪“杰出的革命教育家”　（中共第七届中央的评价）。在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1940—1943年）期间，针对抗战和办学实践的需要撰写了《关于教育问题与戴伯韬的谈话》《怎样学习哲学》《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基本内容》《我对于青年的希望》《怎样进行自然科学研究》《怎样发展我们的自然科学》《祝〈科学园地〉的诞生》《我们怎样学习》《生活教育社十五周年》《再论我们怎样学习》《抗战五个年头中的教育》《各科教学法》《对牛顿应有的认识》等一系列论作，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自然科学高等教育提出了独到见解。徐特立院长非常重视自然科学教育，他认为，科学是国力之灵魂，也是社会发展的标志。徐特立院长在《怎样发展我们的自然科学》中阐述了科学发展观与科技人才培养观，指出国家和政党应当将科学技术和技术的掌握摆在重要地位。(www.daowen.com)

回顾延安时期党创办高等教育的历史，我们党创办高等教育起步于革命时期，面对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富有远见卓识地在硝烟战火之中创办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研究院校，为中国革命培养造就了一大批能堪重任的“民族脊梁”，体现了党早期创办高等教育的办学理念与教育方针：一是坚持革命教育方向，为民族解放事业服务；二是造就革命先锋队，培养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三是掌握科技知识，提高实际工作能力。这些办学理念与教育方针所体现的教育文化成为红色文化的组成部分。

3.党培养了一批兵工专家

人民兵工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忠实践行者。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兵工没有技术、没有设备、没有厂房、没有原料，朱德总司令曾感慨地说：“所有家当还没有王二麻子剪刀铺的齐全。”但人民兵工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条件，从无到有，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奋斗中，培养了一批兵工战线的管理专家、技术专家和能工巧匠。

人民兵工的创建者之一刘鼎同志，青年时赴德国勤工俭学，1940年任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他从战争的实际需要出发，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问题，使枪、炮、弹药的品种、质量、数量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为八路军武器生产和供应及人民兵工的创建做出了历史性贡献。1986年，刘鼎因病去世时，《人民日报》曾如此评价：“刘鼎同志是我国兵工事业的创始者和主要奠基人，在军事工业和机械工业界享有很高的威望。他的功绩将永远载入我党我军的光荣史册。”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报国心切的李强同志于当年年底离开莫斯科辗转至延安。理工科出身，搞过火炸药、手榴弹、无线电，加之中央特科的背景，使李强成为组建军工局的不二人选。那时的延安经济落后，交通闭塞，李强几乎是从零开始统筹兵工生产所需的物资、原料以及设备仪器，并带领技术人员造枪造炮。爱惜人才，保护知识分子的特质在此期间充分体现。他坚持“在工厂不要用管理部队的办法对待技术人员”的理念，多次强调“只要能生产出机器、武器弹药和各种所需要的产品来，要什么条件我都设法保证”。他曾担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为党培养提携了科技工业人才，这些人为新中国工业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黄崖洞等根据地兵工厂中，聚集着一大批来自海外和全国各地的高级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和工匠。他们为了抗日救国，远渡重洋，跋山涉水，抛弃舒适的生活，离开优越的环境，投奔到经济落后、物资匮乏、生活艰苦的根据地，将所掌握的科学知识基本原理、现代工业的基本生产技术和基本工艺模式，在抗日根据地艰苦的条件下，得到了科学而又实际的应用，创造性研制生产，提高了武器生产的质量和数量，增强了对日作战的攻击效果，谱写了人民兵工在抗日战争中科技创新的历史篇章。偕日本籍妻子一同回国的程明升，深怀民族大义和爱国情感，对枪械研制、生产和管理制度的建立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成为黄崖洞兵工厂的创建人之一。吴运铎、刘贵福等一批老兵工人，不怕牺牲，勇于实践，在没有技术资料、没有工具设备的艰苦环境中，自己设计、自己动手，反复实践摸索，经过无数次的失败，终于获得了自制武器的成功。

到抗战后期，人民兵工基本实现了从“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到“没有枪没有炮我们自己造”的重大转变，为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日战争，建立巩固革命根据地，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的人民兵工为解放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此，党中央给予了高度评价。1948年，刘少奇同志在兵工工作会议上赞扬：“你们的工作，是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条件之一。”1949年，周恩来同志指出：“我们依靠工人，在山上建设了兵工厂，几千万个手榴弹、几百万发迫击炮弹、几十万发山野炮弹便这样生产出来，到去年下半年，我们的手榴弹、迫击炮弹、山野炮弹和炸药的生产数字已经超过国民党反动派。”